大学人的饭碗与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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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学人的饭碗与转向孙传钊今年贝尔托·博比奥的《左与右：政治区分的意义》中文版（陈高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问世了。博比奥这本书出版时，意大利国家政治正处在一个微妙的转折时期——全国大选前夕，东欧解体、冷战结束后，意大利政坛正在发生巨变变化：意共势力日益衰微导致与意共曾多少结成过同盟的1940年代参与反法西斯抵抗运动老一辈主流左翼政治家，与他们生理的衰老一样，影响力也日趋低下。相反，意大利学界的历史修正主义抬头，政界极右翼的新纳粹主义政党兴盛起来。当时意大利左翼学人为此忧虑，把这种政治现状叫做“反法西斯者的危机”。这种担忧不是杞人忧天，199

2、4年大选结果是中右的力量党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SilveoBerlusconi）组阁，与新纳粹党的民族联盟（Alleanza13Nazionale）联合执政。博比奥在这本书中力图说明：在左翼政治势力走向衰弱的时代，今后的社会政治生活中是否还要划分左与右？划分左、右的标准是什么？“左”的未来的目标是什么？其实，博比奥本人不久前（1992年）遭遇一件很难堪的事情。他年轻时参加“自由与正义”反墨索里尼法西斯主义运动，1935年26岁时，被法西斯秘密警察逮捕，逮捕后给墨索里尼写的一封效忠信偶然被发现。博比奥出于恐惧，为了保住自己大学教师的饭碗，

3、信中向墨索里尼保证“自己将有坚定政治立场、拥有成熟的法西斯者的信念。”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此信的暴露，博比奥个人声誉大受损伤，他不仅是著名学者、上议院终生议员，而且更是因为是反法西斯主义老战士、在抵抗组织“自由与正义”基础上组成的行动党的创始人之一，在国民心目中德高望重；更重要的问题是，尽管80多岁的博比奥事发后对自己半个世纪前的失足作了沉痛、深刻反省（可以参见1996年出版的他的遗著《论老年》），他的名誉受损，给当时老一辈反法西斯战士正在政界影响力衰退势头，雪上添霜。同属左翼阵营后辈鲁扎托（SergioLuzzatto）10多年后也不得不

4、承认：“这是一封讨厌的信件，26岁虽说年轻，但他也已经完全是成人了。尽管这是意大利历史暗处的一件小事，可也是不容争辩的证据。”（《反法西斯的危机》，日文版，71页）但是，鲁扎托还是为博比奥辩解：他之所以变节，“不仅说明反法西斯者的软弱，更说明法西斯的残忍。……是乔凡尼·杰恩提尔（GiovanniGentile，意大利著名新康德主义派哲学家、墨索里尼政权教育部长，直至1943年，还参与墨索里尼在德军庇护下成立的“意大利社会共和国”傀儡政府，1944年被反法西斯游击队暗杀——引用者）在四年前开了先例：他在1931年强制意大利全国大学教员向法西

5、斯政权集体公开效忠宣誓，全意大利总共1200名大学教员中只有12个人拒绝宣誓，这是意大利知识分子普遍追随权力的耻辱的证据，而今天却有人要对这位哲学家（杰恩提尔）作重新评价。”鲁扎托还认为：博比奥为了保住大学饭碗，“只是宗教改革时代以来，知识分子以自己的知识自由换取俸禄已经成为普遍的事情，并不是新鲜的证据”。（72-73页）鲁扎托的这一句辩词并不算太勉强。因为民主、和谐的社会中的大学教师有时也只能以知识换取俸禄。凡以赛（Laurence13R.Versey）在叙述美国大学的变迁的《美国大学的非常时期》（TheEmergenceofAmeri

6、canUniversity,1965；中文版北京大学出版社即出）第七章《不协调的问题》中专门谈了这个问题。19、20世纪交替之前美国的学术自由主要涉及教员与学院之间的雇佣关系，而不是教育理论、学术倾向等思想、信仰问题。即使在学术研究可以自由支配环境中，也摆脱不了与职业稳定、地位、薪水等问题的联系。百年前美国私立大学虽然远离国家权力，但是董事会、管理层追求资金来源、收支的盈利最后限制学术自由的终端杀手锏——威胁到大学教师所谓安全、地位、薪水，对于教师来说，说白了就是一个保住饭碗问题、争取更好的饭碗问题。教学、研究上违背董事会、管理层的意向、

7、方针就有被解雇之虞。市场决定财源，私立大学金钱决定发言权，金权——投资者控制董事会，董事会通过代理人校长实施行政化管理，即通过物质、人事资源管理制度调节、控制教师的教学和研究。教授对任期合同的需求大半是为了获得安全感。凡以赛在书中援引当事人——大学教授亨利·塞德尔·坎比回忆：13我们的最大愿望就是感到安全，拿着一份能维持生计的薪水待在现在所处的地方，在工作时感到安心，……节俭和外快都不能给我们提供保障。我们依赖学院，而它本身的资金也很紧张，既不能指望它明智，也不能指望它公正。1906年，卡内基基金会意识到了这种教职员担心的现实，当时它实施

8、了一项全国性计划，在教授从现任职务退休时给他们提供养老金。虽然卡内基计划最初的形式仅维持了几年，它对保障教授安全的推动也许是学术自由在1910年之前最重要的收获。（p.479）当年美国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