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管理思想论——《论语》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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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孔子管理思想论——《论语》新探《论语》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之大成，是中国乃至东方“道德伦理”之经典，千百年来的尊孔者与非孔者均如是说。   说孔子在《论语》中要告诉人们的最有价值的东西并不是“道德伦理”本身，而是对“道德伦理”的应用，是运用“道德伦理”去协调人际关系，构建社会群体的和谐——其管理学价值远大于其伦理学价值，这也许会令不少人惊讶不已。   其实，近年来不少人的目光已经越过道德伦理之藩篱，而试图从“伦理政治”、“政治思想”、“领导思想”等不同视角去考察《论语》和孔子。人们对孔子带领弟子门人劳而不疲地奔走于列国之间，孜孜以求地游说于诸侯

2、之前目的仅在于道德说教的古训，也开始产生怀疑。只要我们不带任何一种偏见，客观地历史地去考察《论语》，就不难发现《论语》首先是一部教人“为政”的书，是教人通过道德手段而达“为政”的目的书。   《论语·为政》集中、简括、明白地表述了孔子的“为政”思想和主张。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7灼灼北斗在闪闪繁星拱卫之中。这幅有序而璀灿的星空图，如果正是孔子理想社会局面形象而真切的描绘，那么“德”无疑是通向其理想国的坦途。“为政以德”，再明白不过地告诉人们：和谐的社会群体关系是以“德”为手段而实施管理的结果。   “远人不服，

3、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论语·季氏》，以下引文只注篇名）只有这样，社会才能达到“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的境地。《论语》向人们确立了“政”与“德”的主从关系。是传统的研读《论语》的思维定式颠倒了这种关系。一旦突破《论语》传统编排所形成的束缚，我们便会发现孔子把人看成管理中心，把“德”当作管理手段，把人际关系和谐定为管理目标的管理思想体系。 孔子经验论的弃取观，还获证于他对管仲的评价。孔子曾激愤地批评管仲拥有“三归”、“反坫”的越礼行为。“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八佾》）然而，孔子对管仲管理国家所建立的历史性功绩又盛赞不已。“管仲相

4、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宪问》）   孔子生活的时代仍是占卜之风盛行的时代，孔子也并非无神论者，然而，西周人开始的“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的追求，深深地影响着孔子，使他的管理目光不再在鬼神世界逡巡。“子不语：怪、力、乱、神。”（《述而》）“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先进》）“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雍也》）自西周人立国至春秋的数百年间，是中国古代管理由神治、神权向人治、王权转化的剧烈变动时期。《论语》确立的孔子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思想体系，正是这个大变动的总结。   孔子的管理思想不仅在中国管理思想

5、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地位，从世界文明进程看，也还领先于世界。   柏拉图比孔子晚124年降生于这个世界。由于他在国家管理中设计了“理想国”，提出了“哲学王”的主张，而被整个西方奉为文明的圣者。与柏拉图的“哲学王”相类比，称主张“为政以德”的孔子是“道德王”的倡导者，该当之无愧，且毕竟早了124年。   不仅在倡导“人治”这一点上表现出东西方文明在历史进程等高线上的惊人相似，而且在培养、选拔、使用从政人才及管理措施上，也是那样的如出一辙。为着消除希腊的城邦危机和建立和谐社会，柏拉图要求人们要具有“智慧”、“勇武”、“节制”、“正义”四种德性。同样为着

6、息止诸侯兼并纷争而建立“治世”，孔子提出恢复礼制以建立秩序的主张，要求人们在“仁爱”、“礼义”、“忠信”、“智勇”等方面修养自己。   西方的柏拉图与东方的孔子，不谋而合地亲身致力于教育，以培养从政人才。柏拉图的“学园”和孔子的“杏坛”都汇聚了大批优秀青年。尽管，由于他们在兴学校办教育中的首创和建立的丰功，而被后人尊崇为西方与东方的教育开山祖，然而，求实地说他们开办的学校还只是培养后备官员的“政治训练班”。7   孔子对“仁”的阐释最基本也是最核心的意义是“爱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颜渊》）孔子认为“爱人”的最高层次是着眼于对全社会

7、的爱心，灌注在治国方略之中。他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他评论郑子产的主要政绩是：“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公冶长》）“爱人”的最高境界在国家在社会的最鲜明最突出的表达还出现在他对管仲政绩的评论中。   孔子认为，使齐国强盛起来、匡正混乱局面、改变齐国“被发左衽”的落后状态，使民众享受到这样好处的管仲，具有最大的爱心。“爱”的最高境界就应该功在国家利在民众。正基于此，他提出：“克己复礼曰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孔子这种通过克制自己的私欲而让天下充满爱心的向往，虽然被当时以及

8、后来的社会证明是无法实现的空想，但仍无伤他呼唤社会充满爱的伟大与崇高，尤其是在他所处的那个冷酷而充满血腥的时代。   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