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五四追忆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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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怀念五四追忆民主10120730管理学院杨睿在这样一个本不应该怀念和追忆的时候来写这篇文章，似乎是不合时宜的。之所以说不合时宜，是因为我既没有怀念的理由，也不够追忆的资格。      所谓怀念和追忆者，大都是因对现实不满或对未来无望而发出的今不如昔之类的感慨和对已逝过往的不舍。而我现在既似乎没有对现实不满，又好像没有对未来无望，是没有怀念和追忆的理由的。更何况现在既不是什么“周年”，也非什么“纪念”。再说就算是“周年”和“纪念”，我也是没有资格参加怀念和追忆的。因为这种事应该有“专人”负责的，怎么纪念，怎

2、么批判，甚至于怎么歌颂，怎么奉承，怎么溜须拍马，怎么厚颜无耻等等都是有成文或者不成文的规定与规则的。至于是什么样的规定与规则，自然也只有那些“专人”明了，我一个凡夫俗子、无知之徒是不敢妄言的，万一说错了一言半语，亵渎了神灵，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到了该怀念和追忆的时候，自然会有人自告奋勇或者貌似自告奋勇地去写一些老当益壮、老骥伏枥、老谋深算、老气横秋、老调重弹、老什么乱七八糟的文章来放在某报某刊的头版头条和什么毒奶粉、毒大米，什么矿难、火灾，什么贪污、腐败以及什么和谐稳定、繁荣昌盛、男盗女娼的文章一并怀念和追

3、忆。抑或是在所谓的怀念和追忆中加上些许歌功颂德、粉饰太平。总之，是轮不到我的。       然而我还是不识时务地怀念和追忆了，究其原因，大概是假期的颓废生活让我念及九十多年前大学生的风发义气时自惭形秽吧！      九十一年前，也就是一九一九年，也是一群和我一样的大学生，他们叫嚣着北平之大，竟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走上街头，高喊着“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为了主权、自由、民主、平等而游行演讲，甚至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后来称之为“五四运动”。民主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

4、的旗帜之一，在当时被叫做“德先生”。五四之初中国人的民主观念是在英国式的民主观念的基础上展开的，对英国式的民主的接受和倡导，是五四时期民主观念激进化演变的逻辑起点。但五四在接受英式民主观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法国激进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而且随着运动的不断向前推进，后者呈现出日益加强的趋势，并对后来的民主化进程产生深远影响。      然而，就是在当时被奉为旗帜大书特书的民主，在枪杆子和笔杆子的轮番轰炸中沉沦了，成为了精英阶级的御用词汇和当局包装自己和粉饰太平的工具。    抗日战争爆发后，民主和启蒙的

5、诉求被压到了最低限度，民族主义被张扬到极限，志士仁人在民族危亡的生死关头不能不容忍不民主的、甚至专制的现实，这就是所谓的“救亡压倒启蒙”（李泽厚语）。对传统思想文化的批判停止了，因为害怕这种批判会削弱民族自信心；对不民主的、专制的体制的批判停止了，因为面对日寇的猖狂进攻，抗日政权的合法性不容动摇；对蒋介石的专断压制不是抗拒，而是忍让，因为大家觉得为了避免亡国，中国不得不有一个铁腕领袖。这是情有可原的。     然而五四的诉求到了今天仍旧无法实现，而五四的诉求历经时间的长河，并未褪色，而是愈发显示出其璀璨的

6、精神光芒。在政治开放、民主体制成为全球性的普世价值的今天，中国的政治体制的根基仍旧未能被撬动，自由、民主在公共政治生活中仍旧是稀罕物。究其原因，是主流媒体的失语，是当局笔杆子策略的功绩。舆论导向有意压抑五四的抗议传统、科学民主传统，而只是强调其爱国主义的一面，将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融为一炉，最后收纳在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话语之中。一个连国务院总理关于政改的公开讲话都要遭到删节甚至屏蔽的媒体系统，无疑是在专制的淫威之下挥刀自宫的畸形产物，而一个媒体被阉割的时代，人民是悲剧的，是不可能有民主可言的。     这样看

7、来，怀念和追忆似乎也变得有必要、有理由了。因而为在有着两千多年专制传统和并没有真正实现人民主权的中国，民主之路是注定坎坷的，实现真正的民主，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