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管理学的角度反思辛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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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管理学的角度反思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是1911年清政府出卖铁路修筑权，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抗，四川等地爆发保路运动。1911年10月10日，武汉地区的新军、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发动武昌起义，接着各省纷纷响应，因为1911年为旧历辛亥年，故称“辛亥革命”。在辛亥革命整个管理过程中,管理者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管理者的角色囊括人际角色、信息角色和决策角色三个方面。在辛亥革命中，海外华侨率先积极参与革命活动，所起的作用和所作的牺牲是巨大的、不可替代的。孙中山从千头万绪中提纲挈领地提出民族独立、民主政治、民生幸福这三个目标，并且坚决主张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它。这就指明了一个新的方向，集中地反映

2、了时代的要求和人民的愿望。为什么当时会有那么多人奋不顾身地奔集到孙中山高举的旗帜下，原因就在这里。尽管孙中山并没有找到实现这些目标的具体道路，但这些目标的提出毕竟激励着不止一代的中国人不断地为之奋斗。决策是管理的关键，贯穿于整个管理过程。革命的目标应是具体、恰当和可行的，并且应当建立在一定的信息基础上。事实上，当年制定《临时约法》的那些革命党过于年青，他们对中国的传统、历史及其具体国情的了解乃至学识都是远远不够的，他们的制度设想和构架既没有经过认真的研究和思考，也没有对大众进行充分的启蒙并取得广泛的共识。由此，由革命党人操控的各省代表会议及临时参议院又岂能真正代表民意，就其民主程

3、度而言，尚不如袁世凯提议的国体问题交由国民大会解决来得更开明。更重要的是，这部宪法性文件的制定过程中严重缺乏民众的实际参与和民意的表达，它究竟代表了中华民国的国民还仅仅是代表了极少部分革命党的理想信念，这本身就是个问题。协调是管理的本质，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组织内部各种有形和无形资源之间的协调，使其组成一个有机整体，生成强大的竞争力；二是组织与外部环境的协调。管理者需要动员和调动尽可能多的有效资源，获得最大的效益。而当时的革命中频频出现革命党人间的意见不和的问题。举个例子来说，武昌起义主要是当地秘密革命组织文学社、共进会发动的。他们与同盟会关系并不密切。在保路运动高潮中，他们策划趁

4、机起义。中部同盟会总务会议长谭人凤到武昌，促进了文学社和共进会的和解，对8月下旬成立起义的统一指挥机构有所助益。1911年，孙文一直在北美筹款，远离革命活动的中心，“孙中山先生倡导国民革命，手创中华民国，更新政体，永奠邦基，谋世界之大同，求国际之平等，光被四表，功高万世”（《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143次会议决议》）更是无从谈起。谭人凤、宋教仁等人1911年7月31日在上海组织中部同盟会，实际上是对孙文不满的产物。他们力图纠正孙文的偏差（兴中会、同盟会所谓十次革命，八次在广东，广西、云南各一次），把工作重点转移到长江流域。它的章程的一些条文，也蕴含与孙文的错误划清界限的意思。

5、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主张顺“道”、重人和人和。所谓顺道是指管理要顺应客观规律。中国处在封建皇帝专制政治下，自秦始皇以来，已经两千年。这是世界上发展最成熟的封建制度，这个制度曾经创造了中国中古社会发展的高度辉煌，17世纪以后，由于停滞不前，变成拖着中国社会发展后腿的痼疾。鸦片战争以后，这个制度的腐朽、没落，通过一系列事件，已经暴露无遗了，此时革命、共和是人心之所向。革命势在必行。而得民是治国之本，，要夺取天下，治好国家，办成事业，人是第一位的，故我国历来讲究得人之道，用人之道。导致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除客观的力量对比悬殊以外：第一，他们没有提出一个明确的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制度的政

6、治纲领，许多人在推翻清朝政府以后便以为大功已经告成，失去了继续前进的明确方向。第二，他们没有发动并依靠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下层劳动人民，因而在强大的旧势力面前便觉得自己孤立无援，找不到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力量。第三，他们没有形成由一大批有着共同理想和严格纪律的先进分子组成的党，作为革命队伍的核心力量，因而难以在极端复杂的环境中顽强地进行坚忍不拔的斗争，陷入了控制还是发挥组织成员主动性的两难境地，在当时还不成熟的中国社会历史条件下要解决这些问题是做不到的。管理具有特殊性，其灵魂是创新。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这是一个宏伟而艰巨的目标，决不是靠一两次革命冲击就能实

7、现的，也不可能在一两代人手里完成。辛亥革命后建立起来的共和国，照搬了西方国家民主政治的模式。许多人兴高采烈，把事情想得很简单，以为民主共和国既经成立，人民生活在优良政治之下，进步一定很快，种种根本改革都将顺利实现。可是，事实却使人大失所望：普选徒具形式；多党制成了拉帮结派，党同伐异；议会里大多是一些政客在那里吵吵嚷嚷，争权夺利；国民党在大选中取得国会议席中的大多数，但对国民党的实际作用却很少裨益。热切的期望，得到的却是冰冷的回报。等到袁世凯做好了准备，突然猛扑过来，就连那些形式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