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法律文化的“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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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当前法律文化的“变异”伯尔曼曾说过“在法律与宗教彼此分离的地方，法律很容易退化成为僵死的法条，宗教则易于变为狂信”。似乎宗教与法律是血肉相连，彼此共生的，一方的消亡，将直接导致另一方的消亡。笔者认为，伯尔曼的观点对于西方法律文化的概括是相当精准的，道出了西方特有的法律文化特质。但对于中国的法律文化却是完全不适用的，中国有其特殊的国情，尤其是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已经孕育出特有的法律文化传统，这种传统在目前的法治建设中必须得到尊重，否则我们的法治建设将走上一条歧路。可以说目前的法律危机的出现，与我

2、们不尊重我们的法律传统，不考虑我国特有的国情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就法律文化层面上来说，解决目前的法律危机关键是要尊重我们的特有的法律传统，适当引入西方先进的法律文化，尤其是契约文化。一、宗教文化与中国在古代，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就成为统治思想，其它像道家思想和佛家思想则成为附庸。这种格局在古代基本上没有发生过什么变化。在这期间，土生土长的道教囿于自身缺陷，一直没有得到统治者的重视，一直被抛弃在历史的旮旯里；在东汉的时候，佛教开始传入中国，在南北朝时期更是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

3、但也只是昙花一现罢了，对于中国法律的影响甚微：在元朝的时候，基督教被引入中国，在中国大地传来传去也不见什么气候。要注意，我们的国王并没有禁止传教；伊斯兰教乃中国少数民族的宗教，中原人士鲜有人信仰，对中国的法律进程也没有什么影响。正如黑格尔所说：“中国的宗教，不是我们所谓的宗教。因为我们所谓的宗教，是指精神退回到了自身之内，专事想象它自己的主要性质、它自己的最内在的存在。在这种场合，人便从它和国家盼关系中抽身而出，终究能够在这种隐退中，使得它自己从世俗政府的权力下解放出来。但是在中国就不是如此，宗教并

4、没有发达到这种程度，因为真正的信仰，只有潜退自修的人、能够独立生存而不依赖任何外界的强迫权力的人，才能具有。在中国，个人并不具有这一独立性？”综上所述，我们能得出我们古代的法律是僵死的教条吗?显然不能。理由如下：(1)古代中国是个“礼制”天下，“礼”渗入法律运行全部过程，在“引礼入律”思想的指导之下，“亲亲相隐”、“八议”、“准五服以制罪”和“十恶不赦”这样的刑罚原则被引用到法律之中，这样进一步促使“礼法结合”变得完美，整个法律也就成为了一部“伦理法”。这样的法律思想是深入人们骨髓的，这样的法律怎能

5、不被人信仰昵？(2)中华法系的形成，给周边国家造成重大影响。据考证，日本《大宝律令》就是仿照唐律而制的。笔者相信僵死的法律是不会形成～个法系的，也不会在历史在存在那么长时间，影响那么多国家的。(3)中国古代号称“中华帝国”，万邦朝贡。有外国学者就曾经说过，中国在过去的十八个世纪里都是强大的国家。这么一个强大的国家靠僵死的法律能够治理好吗？所以说中国古代法律没有受什么宗教的影响，在这样的法律治理之下，我们先人还是取得了灿烂的人类文明，饮誉世界千年。就目前来说，我们所面对的法律危机靠宗教是无法解决的，理

6、由如下：(1)中国古代是一个信仰“礼制”的民族。《礼记》上有：“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也，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婚姻疏数之交也。”可是中国的传统“礼制”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受到质疑和批判，1949年以后，阶级斗争的理论被植入了中国，更成为中国意识形态的主流。在这种环境之下，政治代替了“礼制”，“阶级情”代替了“礼制”中的“仁”、“义”、“礼”、“知”和“信”。在文革中，这种以“大义灭亲”为特征的斗争哲学更是达到了顶峰，怜悯、同情、互助等基本礼制规范犹如秋后落叶

7、～扫而光，阴谋、告密和猜忌受到了鼓励。文革之后，这些丑恶思想继续发酵，致使中国人不知道信什么好，信仰传统“礼制”的话，“礼制”已经被彻底打碎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历史的事实也证明，宗教在中国是难以成气候的。前面已经有所阐述，在此，就不赘述。宗教与执政党的指导思想是相违背的。我们的执政党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想的，这些思想的根本属性是唯物的，与宗教的雎心属性是背道而驰的。所以说，在政治层面上，信仰宗教将会遇到很大的阻力。综观整个中国古代文明史，我们会发现如果什么东西缺少国家的支持

8、的话，是很难有什么气候的。二、契约文化与中国这里契约不是“私法”性质的，恰恰相反，它是“公法”性质的，说通俗一点，这里的契约相当于“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政府都是起源于它，它产生一切。契约的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上千年的时间，由很多思想家、法学家共同努力所创造出来的。在其成长的各个阶段具有不同的含义，在其每个成长的不同年代发挥了不同的意义，但都是伟大的。在其思想指引之下，一大批欧洲国家建立起资产阶级性质的共和国；在其思想指引之下，人民成了国家的真正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