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马克思继承人的吉登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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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作为马克思“继承人”的吉登斯张亮·2013-01-2214:46:18　　　来源：《江海学刊》2012年4期　　　　【内容提要】吉登斯通过对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的资本主义理论的反思性批判，重新确定了社会理论的历史叙事，并认识到“哲学和社会科学的联盟”是马克思理论研究最具魅力和当代价值的地方。虽然吉登斯后来选择了和马克思一样的创新道路，但他的“哲学和社会科学的联盟”存在不少缺陷，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理论成果的持久影响力。吉登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具有相当坚实的实践基础，同时也吸收了同时代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

2、成果，不过，由于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影响，这种批判存在若干过犹不及、似是而非之处。　　【关键词】吉登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和社会科学的联盟”　　正如德里达所言：“全世界的男男女女们，不论愿意与否，甚至知道与否，他们今天在某种程度上都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①在非马克思主义传统出身的当代西方理论家中，或许没有谁能比安东尼·吉登斯更能称得上是马克思的“继承人”：他不仅系统研究过马克思的理论，而且选择通过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建构了自己的社会理论，并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保持着长期的对话关系。套用德里达的修辞

3、，马克思犹如一个时隐时现的幽灵，始终以某种方式游荡在吉登斯的学术历程中。也因为如此，国内学界颇为热衷于吉登斯和马克思的比较研究。不过，抽象的比较至多只能发现外在的异同，只有回到吉登斯的学术历程中去，他之于马克思的“继承”关系才能得到真实的呈现。　　吉登斯反思性批判视域中的马克思　　吉登斯的学术历程以对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的资本主义理论的反思性批判为真实起点。在这一工作中，马克思占据了毋庸置疑的中心地位。因为吉登斯认为，正是在与马克思的批评性对话中，涂尔干和韦伯分别阐发和建立了各自的社会理论，从而和马克思一起为现代

4、社会理论奠定了基础。吉登斯的这种观点现在已经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广泛接受。不过，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英国，它的提出多少有些石破天惊的意味。那时候，英国社会学不仅深受帕森斯传统的影响，而且还保持着帝国主义的“英国特色”，缺乏社会学想象力以及自我反思、自我批判的能力②，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被当做一种无足轻重的异端传统而遭到漠视。　　按照吉登斯的自述，他之所以能够超越已然陈腐的“英国特色”来再发现马克思，主要得益于1968-1969年间他在北美度过了意义非凡的两年。③当时，美国新左派运动正值高潮，各种激动人心的革

5、命性事件不断发生。面对这一切，作为当时社会学主流的帕森斯传统却无法给予有说服力的解释。这在让吉登斯感受到强烈困惑的同时，于新左派运动的漩涡中心发现了马克思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身影，促使他开始关注、思考社会理论的起源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亲马克思主义的左派社会学家汤姆·巴特莫尔的工作发挥了一种关键性的推动作用。巴特莫尔是最早关注、研究马克思社会学遗产的英国社会学家。1956年，他和法国“马克思学”家吕贝尔合作编辑出版了《卡尔·马克思的社会学和社会哲学文选》，向英语世界读者第一次系统展现了马克思的社会学思想。1963

6、年，他独立编译出版了影响巨大的《卡尔·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使英语世界的一般读者了解青年马克思的思想成为可能。1969年，他出版《卡尔·马克思》一书，以社会学思想为主线对马克思进行了传记描述。1968年，当吉登斯前往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社会学系任教时，巴特莫尔已经辞去该系的系主任(1964-1967年)职务返回英国。尽管如此，吉登斯还是强烈感受到了巴特莫尔的存在，并从后者的工作中得到了直接的启迪。　　虽然吉登斯直接受益于巴特莫尔，不过，他在1971年出版的《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中对马克思社会理论的阐发，显然要

7、比巴特莫尔的类似工作(即1975年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1985年的《现代资本主义理论》④)更加成功。这种成功主要得益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吉登斯展现出了更强的理论化意愿。20世纪60年代晚期以后，随着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解释学和现象学等欧陆哲学思潮的大举进入，英国的学术文化发生了显著转变。在不完全放弃经验主义传统的同时，人们也开始追求更高程度的理论化。这种需求在年轻一代身上表现得更为强烈。如果说巴特莫尔坚守“英国特色”，努力把马克思诠释为一个实证的“社会学家”，那么，吉登斯则顺应潮

8、流变迁，成功建构出一个更加符合时代期待的“社会理论家”马克思。其次，吉登斯更加成功地勾画出了其他社会理论家与马克思之间的对话—“继承”关系。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看来，涂尔干、韦伯等人力图否定或取代马克思的社会理论，但实质上不过是以资产阶级的方式回应了马克思，并被马克思驳斥或同化。对于这个问题，吉登斯既没有像巴特莫尔那样直接予以肯定，也没有简单地加以否定，而是在一种开放的资本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