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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05-31
《【2017.5.25】“装儿子”扶贫(标注版)》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教育资源-天天文库。
1、人民的“好儿子”不该是人民的假儿子1963年的一个冬日,人民的好干部焦裕禄为了解基层情况,走进了一户贫困家庭的大门,当他握着失明老大娘的手,听到旁边老大爷“你是谁”的疑问时,给出了一个让人铭记至今的回答:“我是您的儿子”。50多年过去了,在中部某县的一位贫困老人家中,这一幕再次上演,“人民的儿子”却变了味。在近日的脱贫工作国家省际交叉考核中,一名年轻干部为了避免“露馅儿”,主动“潜伏”到贫困户家里“装儿子”,想替贫困户回答问题,以此蒙混过关。这场发生在贫困县考核中的闹剧,给“人民的儿子”蒙上了一层灰。
2、为什么一场扶贫工作考核,让本来应该如“亲儿子”一般的官员,成了为欺瞒上级无所不用其极的“假儿子”?问题的根源,就是“脱贫”这面大旗背后的利益关系。脱贫工作对干部最直接的影响,当然非考核与升迁莫属。对工作在贫困地区的不少干部而言,脱贫工作成绩是衡量他们是否称职的标准。通过“假装脱贫”来欺骗检查,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表现。脱贫工作牵动着另外一项利益,那就是国家与各省的扶贫资金与扶贫政策。在投资、建设、社会保障等方面,许多地方也设置了各种对贫困县的优惠政策。“贫困”这顶看上去寒酸的帽子竟然有了巨大的
3、“含金量”——一些贫困地区的主政者不仅不着急脱贫摘帽,反而想方设法地留住“贫困”这顶“金帽子”,甚至不惜造假。在这种现象最严重的时候,还闹出过“百强县中出现贫困县”的笑话。考核压力和扶贫政策,在一正一反两个方面同时撕扯着扶贫事业,给这项事业染上了太多扶贫以外的色彩。正因如此,才会有一幕又一幕的造假闹剧反复在脱贫扶贫的舞台上演。在赤裸裸的利益面前,不要说让一些理想信念不够坚定的官员扮演一回“假儿子”了,就算让他们彻底抛弃诚信与尊严都有可能。为了扶贫工作造假、撒谎并非什么新鲜事。过去几年之中,这样的例子不
4、胜枚举。在“真贫困,假脱贫”上,有国家级重点扶贫县曾经以超过30倍的比例虚报该县的招商引资金额,把一个总投资不超过300万元的项目“吹”成了投资超过1亿元的大项目。在“假贫困,真脱贫”上,则出现过某省四个乡镇私刻公章,伪造贫困事实套取400万元扶贫资金,以及某地在获得“小康县”成就多年之后,竟然因为重获“贫困”头衔而敲锣打鼓放鞭炮庆祝的奇事。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仅靠会议和舆论是不够的。更重要的,首先是从制度层面重新审视现有的扶贫体系,消除现行体制“盲区”,使得造假不再有利可图,从而釜底抽薪;其次则是从
5、根本上加强对各级干部的教育,让实事求是的思想深入人心,如此才能让“人民的儿子”这种精神回到人民的身边,让“假儿子”们无所遁形。(via人民网)“装儿子”扶贫不只是个演技问题如果说贪官在忏悔录里“装儿子”是为了博同情,那么,干部在迎接检查中“装儿子”显然是为了求加分。群众难免要问一声:有这样的闹剧打底,少数地方的扶贫能“精准”到哪里去?这种虚伪的“儿子”角色,不仅叫人瞠目,更令人恶心。当然,尽管新闻未曾指名道姓,但类似拼演技式扶贫,早已不是脑洞大开的孤本。比如去年底,经济日报亦曾披露过一则扶贫丑闻:彼时
6、,湖北省武汉市2016年“十个突出问题”承诺整改追踪报道第三场播出,主题围绕精准扶贫展开。节目反映,在有的村民心中,精准扶贫就是照了一次相。扶贫干部说,拍个照就能证明来过;拍完照后,扶贫干部们就走了。摆拍式扶贫和“装儿子”扶贫,基本都是同一个套路:扶贫中的形式主义。假儿子喊妈,戏给演砸了。这是遇到不愿弄虚作假的“妈”,可如果导演和演员功课做足了,真的贫困户反而成了“路人甲”——脱贫工作国家省际交叉考核还能从演技中区隔出扶贫的真与假来吗?真正的问题有两个:第一,“装儿子”这样的桥段,究竟是谁的创意?换言
7、之,这是个别人临场飙戏,还是地方扶贫一贯的作为?第二,干部如此弄巧成拙,难道没有掂量过胜算的概率吗?如果扶贫考核在程序正义上堵死了作假的后路,大智若愚的当事人估计也不会多此一举了吧。一句话,笑话是“装儿子搞出来的”,须反思的恐怕不只一个“儿子”。在扶贫作风上,“只转转、不用心”,“只谈谈、不落地”;在扶贫方式上,热衷“走读式”“挂名式”帮扶;在扶贫效能上,要么“拖延病”要么“急躁症”„„结果就是“垒大户”“造盆景”,或者“巧算盘”“数字脱贫”。这些问题,不仅民众看在眼里,制度设计也是记在心上。早在去年
8、10月,针对部分地区在脱贫攻坚工作中出现的形式主义倾向,国务院扶贫办曾专门发出通知,要求切断形式主义的思想根源,及时纠正扶贫工作中的形式主义等倾向性苗头性问题,确保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事实上,各地的相关动作也不少。比如湖北省今年3月在全省启动针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专项治理行动;四川省委近日出台《进一步精简文件简报十六条措施》;就“为官不为”“为官乱为”问题,北京市纪委近两年来已对841人进行党纪政纪处理或行政问责„„问题是,禁令之下、警示当前,为何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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