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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13卷第4期厦门理工学院学报Vol.13No.42005年12月JournalofXiamenUniversityofTechnologyDec.2005论曹禺后期戏剧的艺术构造逻辑林婷(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福州350007)[摘要]在特定时代的意识形态制约下,曹禺后期戏剧的艺术建构逻辑发生了显著变化,表现为矛盾冲突类型由家庭转向社会,主题取代人物成为戏剧创作的最高目的,艺术风格与技巧也由沉郁丰赡转向明朗简淡。这一系列的变化导致曹禺后期戏剧的艺术魅力消退。[关键词]曹禺;后期剧作;建构逻辑[中图分类号]J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3
2、804(2005)04-0108-051949年作为一道分水岭,将曹禺的戏剧创作分为前后期。前期,他的作品几乎部部经典,令人产生透骨入髓的艺术感动;后期,他的戏剧尽管仍有局部的闪光点,却已失去激情贯注、气韵生动的精气神。目前为止,研究界大多从曹禺建国之后创作思想上受束缚这个角度讨论曹禺后期创作为何退步,这样的研究角度虽然也有助于说明问题,但尚未落实到艺术本体层面的研究。本论文试图更进一步从建国后曹禺的创作思想如何制约其戏剧艺术建构逻辑这一角度揭示曹禺后期戏剧艺术魅力消退之原因。一[1](p473)曹禺说:“多年来,我写戏都是领导上交给我的任务”。写《明朗
3、的天》时,正值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兴起。他觉得自己对知识分子还比较熟悉,想写知识分子的改造,和周恩来总理谈了这个想法。周总理很支持他,“周恩来同志还对曹禺谈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中国知识分子的发展[1](p376)道路”。从表面上看,《明朗的天》的创作在政治需求、领导支持、作家自愿三方面实现了统一,但实际上,作家个人意愿很大程度上是为政治需求,领导支持所催生出来的。同样,《胆剑篇》、《王昭君》也是“遵命”之作。据梅阡回忆,“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中央同志谈过,这个时期,应倡导卧薪尝胆的精神。于是各地都写这个题材,⋯⋯北京人艺也接受了这样的创作任务,时
4、间紧,领[2](p256)导上希望快点搞出来。北京市委要曹禺写这个本子,他拉着我们。”写《王昭君》是为了完成周总理的付托。当时汉族姑娘不愿意嫁给蒙族青年,周总理便希望曹禺写一写王昭君,宣扬“民族[3](p192)友好”的主题。”这一付托虽是在1961年,但它的真正完成却到了1978年。明确的创作主题改变了曹禺所擅长构造的冲突类型。曹禺前期戏剧的矛盾冲突多发生于家庭,在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关系中,展开情欲、伦理、道德、文化的多元冲突,在冲突中彰显每一个体的生命意志。而生命意志的强弱往往成为曹禺审视笔下人物的一把重要的审美标尺。后期戏剧的冲突建构突破了家庭的小
5、框架,扩展到阶级、国家、民族之间的对立、斗争或和解。在这样宏阔的戏剧构架中,冲突的性质与走向已不再为个体生命意志所左右,它必须适应整个国家意识形态建构的需求。《明朗的天》中,燕仁医院内部的知识分子共分成三类,一是美帝国主义者的亲信,如江道宗、徐慕美之流;二是积极向党靠拢,清醒地认知科学的政治性,如何昌荃、宋洁方等;三是凌士湘这样[收稿日期]2005-03-28[修回日期]2005-08-10[作者简介]林婷(1974-),女,福建闽侯人,讲师,博士,从事现代戏剧史及戏剧理论的研究。第4期林婷:论曹禺后期戏剧的艺术构造逻辑·109·埋头学术、不问政治的“第
6、三类”人。在敌我意识形态尖锐对立的时代中,凌士湘的“不问政治”是不被允许的。剧中通过凌士湘将披着学者外衣的刽子手贾克逊错认为一位真正的学者,昭示出“不问政治”的学者极可能被反动政治所利用的危险性,从而强调了凌士湘思想改造的必要性。[2](p260)《胆剑篇》在当时的语境中,有着越国即“中国”,“吴国”即“苏联”的隐射”,越、吴作为正反派的面目因此而定。吴国打败越国,其贪婪本性,残暴行径很容易勾起中国观众弱国寡民的心理体验,吴国发动战争的不义性不言而喻。越国战败后,君民同仇敌忾,砺志复国,勾践从善如流,体恤百姓,而臣民足智多谋,慷慨殉国。就连“西施入吴”这
7、样历史上著名的“美人计”也被改写,成为一个被掳越女不忘报国的故事。通过道德形象的完美塑造,越国复仇之战的正义性也就不言而喻。而在“民族友好”主题的统摄之下,《王昭君》一剧中,不论是汉朝,还是匈奴,都以“民族友好”的促进或破坏区分成两派。在汉朝这边,王昭君是民族友好政策的力行者,她主动请行和亲,并以“长相知”晓谕汉元帝,使得在传统戏剧中以痴迷于情欲而著称的汉元帝摇身一变为开明雅量的君王,很大方地把昭君嫁了出去。对民族友好政策形成阻挠的是送亲侯王龙,王龙骄狂无礼,贪财好利,为温敦所利用,不只一次惹怒单于,成为民族嫌隙的制造者。而在匈奴一边,匈奴王诚心和亲,更
8、有苦伶仃为代表的下层民众对昭君充满友好,而民族关系的破坏者则是野心勃勃,觊觎王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