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士林文化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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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24卷第1期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1月Vol.24No.1JournalofTangshanTeachersCollegeJan.2002学子论坛明清时期士林文化的走向彭国利（遵化市第一中学，河北唐山064200）摘要：士在中国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群体，士林文化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士林文化主体基本可呈现三种走向，一是步入仕途，跻身主流社会，成为士大夫阶层的一员；二是由于精神主体与世俗社会格格不入，进行自我精神放逐或走上颓废的人生道路；三是步入市井阶层，进行通俗文学创作或弃儒经商。这三种倾向在明清时期更加明显。关键词：士林文化；入世；反传统

2、中图分类号：I2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115（2002）01-0082-05“士林”这个词最早见于《文选》陈孔璋《为与发展的，能进一步了解在中国相传几千年的传统。袁绍檄豫州》：“自是士林愤痛，民怨弥重。”“士林”一是文士荟萃之地。用今天的话来讲，即知识分子的儒家思想作为一种人生哲学在中国几千年历圈子。那么，所谓士林文化就是关于士人的文学创史中居于主导地位，其所提倡的“内圣外王”的思作、心理状态及其人生哲学等主要精神领域方面活想更是经久不衰、源远流长。“内圣外王”是儒家对动现象的总和。人，特别是士人如何做人的根本性要求。“内圣”即余

3、英时先生认为，“士”的传统在中国延续了为“成王”，人格向自身深掘，程序为“格物、致知、两千多年，随着中国史各不同阶段的发展而以不同诚意、正心”，目的是要完成由身体到心智到灵明的的面貌出现于世。概略地说，“士”在先秦是说客游道德化（“仁”）；“外王”即“成人”，“成人”则是士，秦汉以后则是“士大夫”。但在这几千年纷繁复人格向他人的发展，程序为“齐家、治国、平天下”，杂的社会变迁当中，笔者认为士林文化基本呈现三目的是把“仁”的内在状态化为外部人伦关系的普种走向，一是步入仕途，跻身主流社会，成为士大遍原则（“礼”）。内圣之学即“伦理之学”，外王之夫阶层的

4、一员；二是由于精神主体与世俗社会格格学即“政治之学”。“内圣外王”从根本上讲是建立不入，进行自我精神放逐或走上颓废的人生道路；于儒家积极“入世”的哲学基础上的。孔夫子在给三是步入市井阶层，成为专门以市民生活为背景进士人指出这种人生标高的同时，也指出了一条途径行通俗文学创作的自由文人，或弃儒经商，成为市即“学而优则仕”，只有“学”并达到了“仕”，才民阶层的一员。这三种走向即士林文化的多元化，有可能去实现这种人生抱负。当然，读书人“无恒[1]随着哲学思想的变更和市井文化的不断发展、成熟产而有恒心”的状态使他们必须有所凭借才能进越来越明显，特别是进入明清

5、之后，随着封建专制入主流社会，实现“内圣外王”，也就是说必须得到日益加强，统治衰微，资本主义经济开始萌芽，士当权者的认可。统治者需要有文化的人帮助他治理人的人生理念和生活原则已经走上了和传统相悖反国家，以达到江山的稳固，这使得士人与势者一拍的道路。研究“士”文化是如何在明清时代发生翻即合，但主动权是永远把握在势者手里的，而士人天覆地的变化，以及士在这个时期是如何同传统文只能是依附者，且永远是被动的。“仕”的选取形式化在融合中产生背离，又是怎样在历史长河中存在决定士人能否进入主流社会，能否达到“内圣外王”──────────收稿日期：2001-05-

6、28作者简介：彭国利（1978-），女，河北遵化人，来稿时为唐山师范学院中文系1997级学生，现为遵化一中教师。指导教师：李玉臣，唐山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文学硕士。-82-彭国利：明清时期士林文化的走向这一至高理想的实现。努力按自己的价值观去干预社会。他们追求生活的“仕”所培养与挑选的方式随着时代的不同而完整，他们的这种完整的期待是和士人作为思想者不同，在先秦靠“游说”，在两汉及魏晋南北朝多靠而非行动者所拥有的思考习惯与不受现实约束的理“举荐”，唐以后则是“科举”。这几种不同的历程想追求不无关系的。这就导致了士人和当权者在心正是士人文化的几个特有

7、形式的体现。进入明朝时理定势上的必然分歧。这也是士人命运悲剧性的根期，科举制度被重新启用。原因是明初时期，人才源所在。缺乏，朱元璋急需有识之士来辅助他，“中外文臣皆不只是宋濂和纪晓岚，凡是通过各种途径进入[2]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毋得与官”。这样，科举主流社会，臣服于当权者的士人，他们的实质都是考试在明代演变为最主要的取士方式。当然，在明一样的，都是统治者进行统治的工具而已。太祖刚刚即位之时，还没有大批可用之人，于是也二采用举荐征辟制来招揽一些贤士，如宋濂、刘基、明初的统治到了明英宗正统年间，明王朝进入高启等人便是通过这个途径而步入朝廷的。在被举了

8、相对稳定的守成局面，这时期开始出现宦官干政，荐而成为士大夫的人当中，宋濂有“文臣之首”的封建专制达到极点。统治者对于士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