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 铿： 揭发孔宋贪污与蒋公直接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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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央日报》登载了一条消息，标题是「孚中暨扬子等公司破坏进出口条例，财经两部奉令查明」。揭发孔、宋这两家公司利用政治特权在一九四六年三月至十一月，八个月内向中央银行结汇三亿三千四百四十六万九千七百九十二美元，占国家同期售出外汇的百分之八十八。而当时国府的外汇储备总数不过五亿美元。这一大案的揭露，自然引起轩然大波。「孚中」的老板宋子文（T.V.Soong）是孙夫人宋庆龄、蒋夫人宋美龄之兄和孔夫人宋霭龄之弟，人称「国舅」。而孔祥熙（H．H．Kung）是蒋介石委员长的连襟，抗日战争时曾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由于蒋兼院长是挂名，副院长实际上为内阁阁揆，全国财经大权一把抓，而他最拿手的措施，就是印

3、钞票。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面对通货膨胀的严重情况及中外舆论对孔的抨击，遂把阁揆的位子转交给宋子文。宋自一九二七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一直是帮蒋搞财经的。宋为哈佛大学毕业，自认与美国关系不同一般，常常挟洋自重。孔在中国人心目中为「土财神」，而宋则为「洋财神」，孔、宋在中国成了「财阀」的代名词。共产党攻击国民党有「四大家族」：蒋、宋、孔、陈；孔、宋就居其二。他们两家在抗战胜利、还都南京后的短短八个月内，就贪婪地把国家掌握的外汇大量占为已有，并违反进出口条例，疯狂进口外国产品图利，活活呈现了吸血鬼的面目。接收变「劫收」，丧失了民心本来，国家的经济在抗战朝间已经是百孔千疮，抗战胜利后，党、政、军、财

4、、文各方面的大员蜂拥到京、沪、平、津，从日本人和汪精卫汉奸政府手中去接收权力和财产，结果，变成了「劫收」，出现所谓「五子登科」的局面。接收大员一夜之间就拥有了金子、房子、车子、女子，加上位子（官位）。原在沦陷区的老百姓，本来盼望国府官员凯旋归来，「拯斯民于水火」，而政府宣布汪伪发的钞票只能二百比一兑换法币，简直就像冷水浇头，公众反应无异抢劫沦陷区百姓。等到接触那帮如狼似虎的官员后，满腔热情更化为冰块。国民党的大好局面，转瞬变为既倒的狂澜、将倾的大厦。到了一九四七年夏天，中共的军队在内战战场上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国民党在战场上的优势日益丧失，国军的士气也日益低落。为了给前方战士打气，国民

5、党中央组织了庞大的慰劳团到前线劳军。我随中央常务委员刘文岛为团长的豫鄂慰劳团到了河南新乡一带，在王仲廉部队与士兵开座谈会时，最使我感到震惊、不可想象的事咧，莫如国民党军队在内战前线与共产党军队打仗，战壕的士兵口渴时想喝一口水而不可得，因为后勤部门没有配备士兵携带军用水壶。对照一下豪门的穷奢极侈，妞孔、宋家族花费大量的外汇从美国进口包括化妆品在内的各种日用品，形成了强烈的对照。当时比较有头脑的学者和有理想的从政者都已预见到国共双方的战争，国民党必败，问题的关键在于国民党已丧失了民心。谁应负内战失败的责任？在一九四七年夏天各种因素还没有完全显露明白以前，社会舆论从社会生活现象观察，认定蒋介石的

6、亲属和亲戚是罪魁祸首。不论堂堂议坛或民间谈话多把矛头对准孔、宋，有的锋芒直指蒋夫人，提出「女人误国」之说。《救国日报》的龚德柏先生并举出唐明皇在马嵬坡杀杨贵妃以安抚六军的故事，暗喻蒋介石应杀宋美龄以慰国人。这当然只是一种激愤的表示，事实上这种意见蒋老先生也不可能听到。就在一九四七年初夏，国民参政会在南京举行。这个会产生于抗战初期的一九三八年，包括各党各派和社会贤达。比如中共的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邓颖超、王若飞都是参政员。在国民政府一九四八年行宪前，这个会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国会的作用。国府的立法院反而是聊备一格。一九四六年底虽然制定了宪法，但因尚未行宪，一般人注意政治动向，仍把焦

7、点对着参政会。失败谁负责？孔宋是祸首当时参政员对政府的激烈质询，成为人们精神上最大的慰藉。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不是共产党代表和青年党、民主社会党人的发言，反而是国民党代表和亲国府人士的质询，如六十年代移居加拿大有「大炮」之称的黄宇人，后来出任台大校长的傅斯年和远在民初就任国会议员的浙江大老褚辅成等，常有极精彩的提问。黄宇人这拿大炮在一九四七年四月二日即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六十三次会议中带头提出拟请惩治「金钞风潮」负责大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