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统区与沦陷区之间的侨汇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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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统区与沦陷区之间的侨汇流通袁丁广州中山大学侨汇对于中国近代金融乃至整个中国经济曾经起过重大作用。据统计，在1920年代，１侨汇额平均约占中国外贸入超额的三分之一，1928年更占81。7%。另外，在抗日战争２时期，侨汇对于中国国际收支的意义更为巨大。在这方面，学术界已经有许多探讨。然而，由于各种条件特别是史料的限制，人们对于近代侨汇的研究至今仍然有许多未完善之处，譬如对于抗日战争时期的侨汇研究就不够充分。近年来，通过对于保存在各地的档案文献的发掘，对于近代广东侨汇的研究，已经大大丰富了人们的认识。以抗日战争时期材料而言，我们可以对当时日占区和国统区的侨汇流通的实际情况有更深入的了

2、解。从史料中可以发现，与人们通常概念相反，抗日战争时期，在国民政府与日伪政权之间激烈争夺经济资源、国民政府严格进行金融管制和对沦陷区进行经济封锁的背景下，国统区与沦陷区之间在当时仍有相当程度上的侨汇的合法流通，日占区的汕头等地的邮政局职员甚至反对国民政府将国统区与沦陷区侨汇加以区别对待，以便使两区侨汇保持一定程度上的沟通。因此，除了通过抗日战争中后期出现的东兴汇路进入国统区的侨汇外，实际上也有不少侨汇通过日占区进入了国统区，最终到达侨眷手中。本文拟以广东省档案馆藏文献为例，探讨抗日战争中的广东侨汇流通问题，期以抛砖引玉。在广东省档案馆馆藏档案中，有一批抗日战争时期的华侨汇款统计，

3、引起笔者的注意，例如下表所示：表1广东邮政储金汇业局华侨汇款统计，1942年11月（单位：法币元）邮区转汇银行汇款笔数汇款额广州（沦陷区）华侨银行2，74150，205．00广州（非沦陷区）华侨银行4410，570．00广州（沦陷区）东方汇理银行1，941199，055．00广州（非沦陷区）东方汇理银行32940，020．00合计2，588299，880．00汕头（沦陷区）华侨银行794121，410．09汕头（非沦陷区）华侨银行19147，248．09汕头（沦陷区）信行公司81，805．00汕头（非沦陷区）信行公司51，000．00合计998171，463．18海口（沦陷区）华

4、侨银行2，018361，337．28总计5，604832，680．46资料来源：广东省档案馆藏，广东邮政管理局档案，全宗号29，目录号2，卷739。上表出自国民政府所属广东省邮政管理局档案。抗日战争期间，广东省邮政管理局随省政府内迁入广东曲江国统区。但是战事并非完全割断国统区与沦陷区之间的经济联系，相反，1从政府邮政管理局的角度上观察，无论业务往来，还是政策指示，上行下达依然大致如常。尤其在侨汇流通方面，沦陷区与国统区并未完全割裂开来。在政府官方统计中，居然有国统区与沦陷区这两个在政治截然对立、分属日伪和国民党两个政权区域的侨汇统计数，这的确是不寻常的事情。众所周知，近代中国邮政

5、在1896年由于清朝大臣张之洞奏准成立大清邮政以后，一直属政府公营事业，邮政员工也一直属于政府雇员，各级邮政部门行使国家邮政管理的权力。即便是允许民营信局和侨批局存在的时期，各级邮政部门也一直以特殊的政府机构自居，发挥行业管理和商业营运的双重功能，以中国国家利益代表的面目出现。但也正是由于邮政的管理机构与企业营运的双重性质，使得邮政管理部门在面临政权更迭或外敌入侵的时候，往往会原封不动地被全盘接收，而不是另起炉灶取而代之，以使邮路能保持畅通，邮政各项业务能照常进行，为后继政权带来政治上经济上的利益。而邮路的畅通是侨汇畅通的重要保障，因为在1930年代以后，私营侨汇业的运营已经离不

6、开国家邮政事业了。这一方面是由于国家邮政事业对于民营侨批业的管理与控制所致，另一方面，私营侨批业也已经从过去以水客携带批信川行南洋与内地的经营方式，转变成依托国家邮政与公私银行开展业务。换句话说，私营侨批业已经发展成为主要在侨汇的两端——侨汇直接汇出地即海外华侨华人居住场所和侨汇最终汇入地即中国内地侨眷的居住乡间从事经营，从而摆脱直接地以水客从国外运送大批现金或汇单到内地的负担，以极小代价（付出少量邮费）控制侨汇的来源和去向，从而获取最大利润。这种经营方式使得私营侨批业与公营的邮政及银行业尤其是沿海大中城市的国家邮政局和银行产生互利关系，而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竞争关系。这其实也是私

7、营侨批业得以长期生存的原因之一。1937年7月抗战爆发以后，由于战事尚未在广东省境内发生，因此广东各地的邮政业务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华侨汇款也得以如战前般照常运行，无论公私的侨汇业务都可以正常开展。直到广州、汕头、江门、海口等沿海地区相继被日军占领后，侨汇运行状况才开始发生改变。1939年6月，日军占领汕头一带，代表国民政府管理当地侨汇业务的汕头邮政局被迫短暂停业，但随后很快就恢复了侨汇的畅通。据统计，1939年7月2日至8月22日期间，３仅汕头市邮政局便收取华侨汇票2924件、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