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食品安全的经济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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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中国食品安全的经济解读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刘远举　　民以食为天，关于食物，中国人有着惨痛的族群记忆，吃过观音土、养过小球藻、掰指头数过粮票和肉票。这些匮乏造成的记忆，已随着时间慢慢淡去。但近年来，中国人再一次被“吃”困扰，毒奶粉、毒馒头、地沟油和瘦肉精充斥于饭桌。为什么中国人在20世纪80年代摆脱匮乏，又经过了20年的经济飞速发展，反而迎头撞上有毒和伪劣？　　食品也是一种商品，任何有关商品的社会现象，其本质都是经济现象。所以，不能仅仅着眼于道德和监管，而应该分析其中的深层经济动因，否则四个“大盖帽”仍旧会管不了一棵豆芽菜。　　

2、如果从经济角度着眼剖析这个问题，还得从源头谈起。和以谷物为代表的淀粉类食物相比，以蛋奶肉为代表的高蛋白食物需要消耗更多粮食和劳动，因此价格也更贵，只有随着生产的发达和收入的提高，有剩余粮食去生产蛋白，居民的食物结构才能逐层由谷物、向蛋奶肉迈进，也就是说，生产力和收入决定食物结构。这个关于食品的最基本的热力学原理，即使在工业技术发达的今天，也没有太大改变。需求——拖拽效应　　除收入外，在实际生活中，还存在影响食物结构的其他因素。一国居民对食物品类的需求欲望——想吃牛肉、想喝葡萄酒、想喝酸奶等等——是受他们经常在电影中看到的、在报纸上读到的、在

3、广告中听到的所影响的，而施加这个影响的群体，往往是一国的高收入人群。一般而言，这个高收入群体并不是位于收入顶层的富豪层，而是在平均收入线以上，有着较大数量的普通中产层，或中产以上。他们消费的商品被视作“可及的幸福”的象征，会极大影响一国居民对于食物的“品类”欲望。对于低收入群体而言，这种影响拖拽他们进入更高的食品品类层次，产生食物结构的“拖拽效应”。在面子观念的作用下，这种拖拽甚至带有一定强制性。　　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果珍，80年代末期的咖啡，90年代中期的红酒，都是典型的引领食物品类欲望的产品。商界女强人吴士宏当年在IBM做清洁工时，

4、就曾用一瓶咖啡维护了自己的尊严，这就是“拖拽效应”的典型案例。有趣的是，“拖拽效应”不仅在一国之内存在，在国与国之间也存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家庭的高脂高蛋白饮食结构，就是发展中国家高收入人群的仿效对象。时至今日，商场里卖的很好的、昂贵的全自动咖啡壶，也散发着诱人的布尔乔亚味道。　　在中国，有一些食品是典型的奢侈品，例如鱼子酱。“拖拽效应”对它几乎不产生作用，其消费群体是价格不敏感的，因此出售鱼子酱有着合理、甚至超额的利润，商家也无造假必要。与此相比，配方奶粉本来是高收入群体能轻松购买，低收入群体却需思量一番才能买的，但不断的、潜移默化

5、的“拖拽”，使低收入群体的消费预期和习惯发生改变，配方奶粉由奢侈品变为必需品。　　但是，另一方面，个体的最终购买行为却不得不受其收入约束。如果一国人口的收入水平差异不大，基尼曲线平滑，居民收入呈橄榄形，密集于平均水平，那么，低收入人群的食物品类欲望仅受到轻微的“拖拽”，离他们的收入约束相去不远。收入约束下的实际购买力和满足需求所需价格之间的差距，在厂家可承受的范围之内。　　如果一国居民的收入水平呈金字塔形或哑铃形分离态势，基尼曲线陡峭，低收入人群占比较大，且收入远低于高收入人群，低收入人群受到的“拖拽效应”就变得严重。于是，低收入人群想购买

6、的食物品类、实际价格，与他们的实际购买力之间就产生了巨大差异，导致“低价预算和高价品类”的畸形需求。现在国内基尼曲线陡峭，多数居民的收入水平不高，据统计，总人口中20%的最低收入人口仅占到整个收入份额的4.7%，而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从某程度上而言，多数国人都是被“拖拽”着，处于不同程度的畸形食物需求中。　　在贫富分化严重的状况下，“拖拽效应”把低收入人群的食物品类拉入较高层次，而因此而产生的畸形需求，则导致强烈的议价行为和价格敏感性消费，把高品类食物的价格拉入较低层次。于是，相关食品在这两方面意义上都产生了“跨界”。此类

7、“跨界食品”，如奶粉、红酒，集中体现了“拖拽效应”和畸形需求，也成为最容易滋生伪劣的土壤。　　据统计数据，中国一个普通西部家庭的月平均可支配收入在2000元左右。再除去必需的食物、衣物、水电煤、交通等开支，如果还想支付婴儿所需的大约每月1000元的高质量配方奶粉，无疑是困难的。在30年前，奶粉只是特供商店高高在上的奢侈品，没有母乳的婴儿吃米羹是正常的、大众化的。但现在，年轻父母所看到、听到的信息，都“拖拽”他们产生强烈的低价配方奶粉需求，而这正是劣质奶粉的温床！再如红酒，当高收入人群购买200元一支的红酒，引领大众的食品品类趋势时，受到强烈

8、价格约束的低收入消费者就会去购买15元一支的红酒，于是，香精色素混合的红酒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一个监管不完善的市场中，任何需求都因有利可图而能得到满足。厂家总能找到办法降低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