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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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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共有地”的制度发明张佩国提要:“共有地”的意涵是多重的,产权、公共资源和习俗既是三种不同的理论路径,也是“共有地”界定的三个不同层次。但是,对于“共有地”的解释,不是产权、资源、习俗三种理论进路的简单叠加,而应该走向一种整体论的“彻底解释”。可以将“共有地”作为一项制度实践,揭示其“传统发明”的整体动态机制,此即“共有地”的制度发明。关键词:“共有地”产权公共资源道德经济一、“共有地”的词源及其解释意义提及“共有地”,人们马上会联想到英文“Commons”一词。该词源于哈丁的论文“TheTragedyoftheCommons”(国内学界一般译为“公地悲剧”
2、),在该文中,哈丁主要用它来指称“公共牧地”,但其所指并非只限于牧地,还指带有普遍性的人口爆炸问题。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新政治经济学的代表性人物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公共池塘资源”理论(奥斯特罗姆,2000,2011)中,Commons一词主要指小规模的公共地下水资源、近海渔场资源、森林资源、草场资源等等。中译者有的将奥氏及其学术团队的代表作中的Commons译为“公共事物、公共池塘资源”,有的则译为公共资源。毛寿龙认为,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所研究的资源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公共物品(publicgoods),也不是私益物品,它们介于两者之间,是难以排他同时又分别享用
3、的物品,奥氏称之CommonPoolResources,应该翻译为公共池塘资源。而无论是“公用资源”还是“公共资源”的译法,都难以准确表达这一含义(见奥斯特罗姆,2000:30,中文版译序)。相比较而言,哈丁的Commons带有更多的象征意义,并不确定地*本文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产权改革与乡村社会管理机制”(编号2012BSH003)的阶段性成果。匿名审稿人对拙文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意见,谨致谢意。204研究述评“共有地”的制度发明指向某一类自然资源或社会公共资源。而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Com-mons和CommonPoolResources则特指某几
4、类自然资源,以至于渔业、林业、水利灌溉、地下水资源和草原畜牧业成为公共资源管理研究的五个经典课题。在英国社会史学家爱德华·汤普森的“道德经济学”理论中,Com-mon被翻译为“共有”(汤普森,2002)。汤普森《共有的习惯》一书的英文书名是CustomsinCommon。InCommon在这里作为词组,只能翻译为“共有”,而Common则不可能译为“公共资源”。正如CommonPoolResources中的Common作为形容词,只能翻译为“公共(的)”一样,InCommon则特指公用牧场及拾落穗权等西欧前近代的地产制度和习惯,而不指向某类自然资源。下文还要针
5、对Commons研究的产权、资源和习俗三种理论视角进行综述和探讨,而这里讨论的Commons的几种词源学意义实际上分别代表了这三种理论分析和解释路径。笔者将称其为“共有地”,并不在形式化的意义上与这三种理论模型进行对话,而是要特别指出,“共有地”的物理形态和象征意义很难以经济决定论式的化约论对其进行粗糙的类型学划分。山川水草作为自然之物与作为道德之物的意义,在地方社会民众的生活实践中,实在是无法截然区分开来的。概言之,“共有地”作为一项制度实践,整体性地蕴含了产权、资源和习俗的不同内涵。二、三个纬度:产权、资源与习俗关于Commons或共有地的研究,大致可以分
6、为产权、资源与习俗三种理论视角,哈丁的“公地悲剧”论、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公共池塘资源”论和爱德华·汤普森、詹姆斯·斯科特的道德经济学是这三种路径的理论支柱。哈丁的“公地悲剧”论更多的是一个经济学寓言,其意不在探讨共有地本身的资源配置结构,他将市场和政府管制看作对立的两极,搭便车行为以及由此造成的市场失灵,必须由政府监管来加以解决(Har-din,1968)。哈丁所讨论的政府对公用地的监管机制的建立,也是建立在西方相对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模式基础上的。205社会学研究2012.5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在阐发“公共池塘资源”论时,特别提及哈丁的“公地悲剧”论,认为以
7、哈丁为代表的社会科学家由此得出的观点———即政府干预和集权国家对避免公地灾难是必要的———值得修正,她更看重公用地资源利用过程中人们自身的制度创新,由此导向的是自主和民主的合作机制(奥斯特罗姆,1992:88)。奥斯特罗姆将所考察的对象称为“公共池塘资源”,并将其限定在小范围的公共池塘资源上(奥斯特罗姆,2000:48、49)。在她所研究的公共池塘资源制度安排的案例中,我们所看到的似乎都是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为了合理地利用公共池塘资源,总能找到合作的途径,建立起长久合作的机制和制度框架。虽然她所研究的案例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但她并不怀疑地方上人们的合作能力,而
8、且对由此孕育出的民主治理模式持乐观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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