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历史见证的“受苦人” 的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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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1期作为历史见证的“受苦人”∗的讲述郭于华提要：本文从苦难的社会性和社会根源的分析入手，着重探讨普通农民关于自身经历的讲述如何能够成为历史的问题。农民对“苦难”历史的讲述，构成20世纪下半期中国农村社会生活口述资料的重要内容。“苦难”的社会属性确立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与宏观社会历史之间的有机联系，也表明必须从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视角揭示“苦难”的深刻根源。将文明落实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实践，农民的生活史就与宏观的社会历史过程联系起来，而他们日常琐碎的经历和讲述便具有了非凡的意义，可以成为宏大叙事的有机部分。这就

2、是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构建历史的过程。关键词：社会苦难底层历史“受苦人的讲述”口述史1993年，世界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Bourdieu）与22位合作者向世人奉献了表现当代社会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种种苦难的沉重之作《世界的苦难》。1999年这部基于对社会疾苦大规模调查的著作的英文版面世，名为《世界的重量：当代社会的社会疾苦》（TheWeightoftheWorld:SocialSufferinginContemporarySociety）。在历时3年的调查中，研究者以外来移民、失业工人、无家

3、可归者、公司女职员、失业经理人、农民、中学生、临时工、工头、街头混混、基层管理者、社会工作者、警察等等以社会下层为主的普通人作为访谈对象，通过“对社会的疾苦、悲惨的境遇、难以明言的不满或怨恨进行探索性的考察”，向人们呈现了他们的生活经历和故事、他们的痛苦和对痛苦的感受。布迪厄等作者以深切的悲悯之心和细致的关注、倾听走进这些普通人的生活，并由此而承担了社会学研究的政治使命与道德意涵——展现普通人的社会疾苦并通过社会学的解释，揭示其背后深刻的根源（Bourdieu,1999；毕向阳，2006）。一、苦难的社会性布迪厄等对“世界的苦

4、难”的研究，就是从探访普通个体的日常生活故事开始的。通过一个个似乎卑微琐细的有关痛苦的讲述，研究者以洞若观火般的感受力和想象力，发现个体遭遇和社会结构及其变迁之间的复杂关系，并试图以此超越社会科学研究中微观与宏观之间的二元对立。例如，通过对青年临时工的访谈和与“老工人”的对比，发现他们的差别不仅仅是生理意义上的年龄，而且是结构位置、劳动关系、经历体验、对政治行动（比如罢工）的态度等一系列结构性差别，由此描述出两代工人之间正式的距离，从而发现作为“一个世界的终结”的工人阶级的深刻转型（Bourdieu,1999：282-296）

5、。透过对基层的国家工作人员和社会工作者的访谈，研究者可以发现，这些人工作中的困境来自于科层制的被分割的和碎片式的管理，他们只握有一些符号资源，比如与居民良好的关系、信任、劝说的能力，但却缺少公共资源和制度依据，只能在国家赋予的繁重的无休止的任务和十分有限的能力之间挣扎，因而国家要求他们完成的职责成为一种“不可能的使命”（impossiblemission）。布迪厄称此为“制度性自欺”（institutionalbadfaith）——“国家的右手不知道左手在做什么，或者更糟糕地也不想∗本文为笔者在陕北骥村从事10年口述历史研究的

6、专著（写作过程中）之导论的一部分。在田野工作和研究分析工作中与孙立平、沈原多有切磋、交流，获益甚多，特此致谢。1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1期知道左手在做什么”（Bourdieu,1999：189-202）。再比如，通过对普通中学生的访谈，他们的个人生活轨迹和他们参与其中的教育体制之间的关系结构、整个学校制度的结构与历史、特别是教育体制作为社会不平等的再生产机制都得以展现出来（Bourdieu,1999：421-426）。揭示个人苦难的社会性，是布迪厄等人重要的方法论主张：个人性即社会性，最具个人性的也就是最非个人性的。个体遭遇的

7、困难，看似主观层面的紧张或冲突，但反映的往往是社会世界深层的结构性矛盾。“许多最触及个人私密的戏剧场面，隐藏着最深的不满，最独特的苦痛。男女众生但凡能体验到的，都能在各种客观的矛盾、约束和进退维谷的处境中找到其根源。这些客观外在的因素到处都是，体现于劳动力市场和住房供应市场的结构之中，表现于学校体制毫不手软的约束之中，铭刻在经济继承与社会继承的机制之中”（布迪厄、华康德，1998：263-265；毕向阳，2006）。“社会苦难”或“社会疾苦”（socialsuffering）在医学人类学重要代表人物克莱曼（ArthurKlei

8、nman）的研究中也是一个核心概念。克莱曼也同样对苦难的社会性给以突出的强调。他指出，“社会痛苦，引入一个集中了人类问题的独特领域，其中包含了那些对人类经验造成毁坏性伤害的起因和结果”。“各类的人的问题打破了作为心理学或医学事项的范畴，进而也超越了个体范围，而经常体现了人的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