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放：《明代市镇研究的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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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代市鎮史研究的相關問題――以長江中游地區為中心75明代市鎮史研究的相關問題——以長江中游地區爲中心＊任放一一．一．．引言．引言1市鎮是縣級以下的農村商業聚落。從市場體系的角度看，農村市鎮包括市和鎮兩大類，前者包括農村定期市和常設市，後者包括鎮一級的各類專業市場。其中，農村定期市和常設市是農村初級市場（或曰農村基層市場），鎮級專業市場屬於農村高級市場（或曰農村經濟中心地）。從歷史時段上看，長江中游市鎮經濟發展的3個關鍵時期分別是：唐宋時期、明代及清前期、晚清時期。唐宋時期是市鎮從傳統草市及軍鎮體系中脫胎而出的2時期，明代及清前期是市鎮獲得商業獨立地位

2、後不斷擴展的時期，晚清時期，市鎮在中西文化交彙、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初步接軌的背景下步入新的歷史發展階段。與唐宋時期（約285個）相比，明代及清前期長江中游的市鎮數量（約1756個）增長了5倍，晚清時期（約3656個）則增長了12倍，呈現出大幅度增長的長期趨勢。就明代及清前期而言，湖北約有700個，湖南約有384個，江西約有672個。其中，市鎮數超過100個的府，計有德安府（湖北）、荊州府（湖北）、長沙府（湖南）、撫州府（江西）、贛州府（江西）；市鎮約在六七十個左右的府，計有武昌府（湖北）、漢陽府（湖北）、黃州府（湖北）、安陸府（湖北）、3永州府（湖南

3、）、南昌府（江西）、臨江府（江西）。近年來，筆者對明清長江中游地區的市鎮史略有研究，現將明代部分擇要輯出，藉此對該地區市鎮史涉及的相關問題予以初步梳理。二二．二．．市鎮史研究的相關問題．市鎮史研究的相關問題＊武漢大學歷史學院1參以明代史家之論，均強調市鎮是人們聚在一起、從事商品交換之所，所謂“鎮市所以貿有無之貨”（弘治《永州府志》卷2《梁鎮》）；“必由所聚，通商惠工於茲”（隆慶《嶽州府志》卷7《職方考·都廂》）。2從方志角度看，明清長江中游方志形成前少後多、前略後詳的格局，即清代方志大大超過明代。就省志而言，湖北及湖南明代僅有2部，即嘉靖《湖廣圖經志

4、書》、萬曆《湖廣總志》。江西明代僅有嘉靖《江西通志》及萬曆《江西省大志》。或爲殘本，或不易見，或記載過簡。明代縣誌亦複如是。因此，對明代長江中游市鎮發展進行精確的時段劃分顯然缺乏堅實的史料基礎。鑒於清承明制，清代前期許多市鎮是在明代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且清代前期省志及縣誌的纂修達到高潮，對明代市鎮多所追溯，以故將明代及清前期作爲考察市鎮發展的長時段應該是合理的。3任放：《明清長江中游市鎮經濟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97—98頁。76全球化下明史研究之新視野論文集(二)以筆者視野所及，竊以爲明代長江中游地區的市鎮史研究無法回避如下几類問題。

5、1．市鎮與人口由於資料闕失，重建完整的明代市鎮人口資料庫已不可能。但是，市鎮與人口流動的關係不可忽視。據數量有限的傳世文獻，明代長江中游地區有的市鎮系由移民組成，如岳州府華容縣之中港，即爲蘇州移民的定居點，位於縣南25裏，4明代成爲該縣13市之一。另據順治《定南縣誌略》卷3《墟市》，江西定南縣系因明隆慶二年（1568）安置流民而設，萬曆年間於該縣下曆、大石壁、伯洪堡等處設置墟市。衆所周知，明清時期的“江西填湖廣”，是中國人口史的重要篇章。其時，江西的人口有較大幅度增長。人口膨脹引發的人地關係緊張，導致明清時期江西人口大量外流，前往鄰省及遠方經商務工。

6、征之于史：“（江西）生齒繁夥，村落叢集，土淺田瘠，稼穡桑麻之入不足以給養生送死之需。賦役之供，悉取辦四方，歲以爲常，所以南昌、豐進商賈工技之流視他邑爲多。無論秦蜀齊楚閩粵，視若比鄰。浮海居夷、流落忘歸者，十常四五。故其父子兄弟夫婦，有自少至白5首不相面者，恒散而不聚，無怨語也”。再引明人筆記以爲佐證，所謂“江、浙、閩三處，人稠地狹，總之不足以當中原之一省，故身不有技則口不糊，足不出外6則技不售。惟江右尤甚，而其士商工賈，譚天懸河，又人人辯足以濟之”。明代，兩湖地區外來移民來自大江南北，尤以江西籍移民爲最。史載：“明7季，徙豫章民來實茲土，江右籍居多。

7、”湖北黃陂縣在元末明初之際，有大量江8西客民入籍。據清光緒年間刊刻之《永興鄉土志》，鄧氏始祖興二，元末由江西景德鎮遷永興，至今傳二十八世。馬氏始祖彥章，明洪武初由江西安仁縣遷永興，至今傳二十三世。此外，廖氏、劉氏、彭氏等均由江西遷來。許多外地移民隨著歷史的潮起潮落，逐漸在遷徙之地安家落戶，由客民變成土著。民國《醴陵縣誌·氏族志》記載：“……元明之際，土著存者僅十八戶。湘贛接壤，故是時遷入者，以贛西贛南一帶之人爲多。……而贛人習商，後先以貿易至縣，因而置産成家者亦不少。遂大別爲建幫、廣幫、西幫，皆有會館以著其原籍。其來自前明者，至是轉爲土著。”另據清宣

8、統《黃安鄉土志·氏族》，在明確記載來源地的42個族姓4隆慶《嶽州府志》卷7《職方考·都廂》。5萬曆《新修南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