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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37卷第5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9月Vol137,No15JournalofEastChinaNormalUniversity(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s)September,2005晋宋间山水诗兴起的原因程 怡(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上海 200062) 摘 要:晋宋间山水诗何以勃兴,一个世人忽视而其实却极为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功利性很强的天师道养生术,以其近乎怪诞的“实践性”,将人们引向了自然山水。这一宗教信仰在东南滨海区域的流衍,对聚居于三吴腹心会稽郡的门阀士族的生活方式、交游方式,产生了很大的
2、影响。而谢灵运之所以赢得中国山水诗鼻祖的声名,跟他出身于东晋数一数二的豪门谢家、代表着士族文化的精神气质,跟他家族所属的天师道上层教派的信仰、养生享乐的生活方式以及交游过从,跟门阀士族衰落之初的心有不甘的情绪,有莫大的关系。关键词:天师道;养生术;寻仙访道;名山;会稽;东晋门阀;山水诗;谢灵运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79(2005)05-0050-09晋宋间山水诗何以勃兴?较有代表性的说法是袁行霈、罗宗强先生的。他们说:“山水诗的产生,与当时盛行的玄学和玄言诗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时的玄学把儒家提倡的‘名教’[1](p11
3、04)与老庄提倡的‘自然’结合在一起,引导士大夫从山水中寻求人生的哲理与趣味。”但对于玄学是怎么结合“名教”与“自然”、又是如何“引导”当时士大夫的追求与趣味,则语焉不详,他们只是说:“真正的玄言家,是很懂得‘山水以形媚道’(宗炳《画山水序》语,见《历代名画记》卷六)之理的。因此在玄学发展的过程中,山水审美的意识也渐增。借山水体玄,成为当时一种普遍的风气。在玄言诗里,也常常寓玄理于山水之中,或借山水以抒情,因而出现了不少描写自然山水的佳句,可以说玄言诗本身就孕育了山水[1](p1104)诗。”根据这一推论,玄言诗之发展成为山水诗,乃一必然因果。他们接着又
4、说:“晋宋之际,随着自然山水审美意识的不断浓厚,山水绘画及理论也应运而生。这对于山水诗的[1](p1104)产生,无疑也有着促进的作用。”这段文学史的表述,带出了晋宋之际的一系列文化现象:玄学的发展、山水审美意识的渐增、玄言诗借山水体玄、山水画理论的应运而生、山水诗的兴起等等。有理由相信这些东西在同时同地产生必有其内在的原因,但这些现象本身不能既是因又是果,而且也不见得就能互为因果。这就不能不激起我们重新讨论这一问题的兴趣。一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文学第四》中提到东晋的清谈,说:“旧云,王丞相过江左,收稿日期:2005-05-25作者简介:程怡(1952
5、— ),女,江西新建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50©1994-2010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w.cnki.net[2](p1211)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然宛转关生,无所不入。”这一追记是后人描述东晋江左玄谈内容的重要依据之一。王丞相,就是被称为“江左夷吾”并与司马氏“共天下”的王导。当时北来的上层士族,多随王导聚居在东南沿海的会稽、临海之[3](p162)间,殖产兴利、开发经济,并把那一带变成了一个“
6、养生适宜之乐园”。值得注意的是,沿海地区,一直是天师道流衍传布的区域,“东西晋南朝奉天师道之世家,旧史记载可[3](p115)得而考者,大抵与滨海地域有关”。王导所属的琅邪王氏自汉以来“世事张氏五斗米道”。在东晋,他和他的从子书法家王羲之无疑是这一家族最杰出的人物,他们对于道教这一宗的信仰,当然会影响彼时东南沿海一带的社会风气。陈寅恪认为治中国艺术史者“独于天师道与书法二者互相利用之史实,似尚未有注意及[3](p134)之者”。东晋书法家王羲之爱鹅的故事历来被视作文人“雅趣”。《晋书》“王羲之传”特记之曰:“(羲之)性爱鹅,会稽有孤居姥养一鹅,善鸣,求市
7、未能得,遂携亲友命驾就观。姥闻羲之将至,烹以待之,羲之叹惜弥日。又山阴有一道士,养好鹅,羲之往观焉,意甚悦,固求市之。道士云:‘为写《道德经》,当举群相赠耳。’羲之欣然写毕,笼鹅而归,[4](p12100)甚以为乐。”陈寅恪先生对这一故事提出了他的独到见解。他引齐梁间陶弘景《名医引录》、唐代孟诜《食疗本草》与晋葛洪《抱朴子》中有关鹅“与服丹石人相宜”、并“上药令人身轻命延”之方术说解,指出:“然则依医家言,鹅之为物,有解五脏丹毒之功用。既于本草列为上品,则其重视可知。医家与道家古代原不可分。故山阴道士之养鹅,与右军之好鹅,其旨趣实相契合,非右军高逸而道士
8、鄙俗也。道士之请右军书道经,及右军为之写之者,亦非道士仅为爱好书法,及右军喜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