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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抗日战争中沦陷区青年学生投奔大后方的回顾张振昆鸟在林林总总的中国近代史和抗日战争史著作中,我第一次看到讲述抗战时期的人口流动和迁徙问题的,是郭廷以的《中国近代史纲》,这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1990年代中,刘大年邀我协助完成《中国复兴枢纽———抗日战争的八年》的编写时,我就提出应补上这样的内容。得他同意,由姜涛写初稿,他本人修改增补,形成书中的一节“国内人口迁徙”。里面分析了抗战期间中国人口流动的三种情况:一是战争初起时敌占地区人口内徙,难民流亡,从战地前沿向大后方迁徙;二是大批知识分子从四面八方奔赴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三
2、是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同日军不间断地“扫荡”与“反扫荡”中,根据地人口不间断地在一定范围里反复迁徙流动。此书出版后我继续关注这个问题,渐渐领悟到,抗战时期还有一种人口迁徙,就是沦陷区青年学生奔赴大后方。这里所说的青年学生,基本上是大、中学生,以高中生为主;他们不是在日本侵略军将到或刚到时逃出去,而是在日伪统治相对稳定地区的学校就读一段时间以后选择离开,投奔大后方,主要去西北西南各地。本文将主要说一点北平(日伪统治时期称北京)的情况。七七事变后不久北平就被日军占领,1938—1939年这里的青年学生已有人奔赴内地和大后方,进入1
3、940年代,出走者日益增多,1942—1944年达到高潮,一直延续到抗战胜利才终止。这种迁徙的一大特点是秘密性。这是因为这种行动根本上带·208·抗日战争中沦陷区青年学生投奔大后方的回顾有反日性质,在日伪统治下就不能公开,不能声张;为安全起见,一般除家人、亲属及最可信赖的师友外,绝不向其他人透露。在学校里,在班上,往往是某同学多日不见,才渐渐传出“已经走了”———去了大后方;有的甚至“失踪”多年后(抗战胜利后或更晚)才为人所知。与此相关联,这种行动总是零散的,大多是个人独行或少数人结伴同行,不可能采取大规模的集体行动。根据我
4、的亲身经历、见闻以及几位朋友提供的各自经历、见闻资料,战时北平青年学生赴大后方可举如下一些事实。1939年我进入北平辅仁大学附属中学,一直读到高三。这期间我的同年级同学陆续离校奔赴大后方的有王毓栋、邵绪平(他们两人与一位高年级的同学姜明结伴,于1941年4月6日悄悄离平南下,经上海、香港(时在英国统治下)、广州湾(时为法国租借地,即湛江),辗转到广西桂林,是我们班上最早的出走者。另有邓国璋、莽克信、于缵荣、姚尚友、庄敬伯、王丙寅、张振昆鸟。这个名单不一定完整,也许还有这样的同学我不知道;但只此9人出自一个年级(初一、初二、高
5、一时分三班,初三、高二、高三时分两班),为数不少了。学校里不只我们一个年级有人出走,其他班级也有,如高我一年的有于世斌等,高我两年的有鄂秉信等。极有可能那几年辅仁中学每个班级(主要是高中各班级)都有人去后方,去后方有一定的普遍性,只是详情不会有记录,也难以调查了。这种普遍性可能存在于当时北平许多中学,各中学都时常有人走上去后方的路。例如,齐世荣1942年在四存中学读高一时随亲戚去重庆;同年在市立四中读高二的熙啸雄离校去洛阳;张奇1943年从汇文中学高中去西安(后去洋县入国立一中);同年崔行之从顺义(当时属河北省)牛栏山师范毕
6、业去西安;这一年6月志成中学的高德超等5人高中一毕业就结伴前往内地洛阳,比他高·209·《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3期一班的同学张连举此前已去了兰州,他的亲戚、与他同龄的马振中市立第二中学毕业后去了内地;我的同乡李正民从河北北京高中(校址在地安门附近)去了重庆;其他中学当也有类似情况。当时北平的大学不多,而大学生也多有去后方的。我确知的同乡中就有三人,一是赵东征,辅仁大学物理系学生;一为张肃文,就读于日伪政权下的北京大学工学院:他们都是我去后方的同路人。另一位是他们两人的亲戚,曾与他们住在一起,比他们年岁大,好像也读北大工
7、学院,一毕业就去了后方,我已记不起他的名字。还有我的一位同班同学李周的姐姐李陶钦及其同学陶凤娟二人于1943年一起从辅仁大学去成都,等等。感谢徐秀丽的介绍,我得以读到赵宝煦的一本著作《途程———抱虚斋诗文稿》(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里面一篇长文《“南行记”》,提供了抗战时期北平大、中学生(还有教师)投奔大后方的多个实例。据其记述,1943年1月21日“,正在伪北大工学院化工系一年级读书”的该文作者本人与“读中国大学”的纪冬“,中学毕业没考上大学的振英”(二人都是他竞存中学时的同学)及“一位伪北大物理系的一年级女同学若花”
8、一行4人离北平南下,经商丘、亳州,过“阴阳界”脱离了沦陷区,到界首。在这里听到辅仁大学的名教授英千里、沈兼士由此去了重庆的消息。然后经洛阳去西安。一到西安“就有几个北平出来的学生跑来看我们”,他的“小学同学、毕业后一同考取市立第二中学”的“桂良也在其中”。不久又碰到“竞存中学的同学”国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