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矿产资源生态补偿的利益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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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2年第4期当代财经NO．4，2012总第329期CONTEMPORARYFINANCE＆ECONOMICSSerialNO．329西部矿产资源生态补偿的利益之争孙红霞，张志超（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天津300071）摘要：西部地区矿产资源丰富，但由于其生态补偿体系中的各补偿主体（中央政府、矿产企业、西部与东部地方政府）之间存在多重利益诉求等原因，致使现存的补偿机制失去操作平台，进而造成了资源严重浪费和环境极度恶化。为此，在构建西部生态补偿机制的实践中，中央政府需要切实加强环保政策的支持力度和干预强度，并从制度设计上完善资源税费等配套改革，同时还应设立西部生态补偿基金，积极动员各方力量拓宽筹

2、资渠道。关键词：矿产资源；生态补偿机制；博弈模型；利益之争中图分类号：F06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0892(2012)04－0101－11一、引言与文献综述西部地区作为我国重要的能源战略基地，拥有富饶的资源优势，是满足我国经济长期平稳、快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其中，西部地区的原煤产量（141054.16万吨）与煤炭基础储量（1610.30亿吨）分别占全国的47.81%、50.49%；天然气的生产量（672.57亿立方米）与基础储量（30744.4亿立方米）的比例分别为78.88%、82.93%；而铬矿与原生钛铁矿的基础产量（515.6万吨、①22810.9万吨）所占比例

3、更是达到98.68%、97.94%。然而，西部矿产资源的优势却没能转化成本地经济优势，“资源诅咒”、“富饶的贫困”现象在西部继续上演。2009年西部各省的GDP在全国GDP中所占比例不足1/5，远低于同期西部各种矿产资源指标所占的比例。同时，矿产资源无度、无序、低效开发又加剧了生态环境的恶化。2009年西部地区的二氧化硫排放量已达到819万吨，占同期全国总排放量（2214.4万吨）的37%，并以五年年②均3%（高于全国同期1.6%）的增长速度逐年递增。因此，正如孔凡斌（2010）所指出的，面对日趋严峻的西部矿产资源生态保护形势，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成为国家战略的优先领域，同时也是[1]深入

4、推进西部大开发的关键点。但是，在西部生态补偿机制的构建和完善过程中，各种利益诉求及其经济博弈表现得“淋漓尽致”，使得“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恢复，谁使用谁付费”的补偿原则难以落到实处。针对上述问题，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展开了一系列研究，可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调研普查式研究。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2007）对西部地区资源补偿机制的现状、问题进行了深入调查，尤其在———————————收稿日期：2012-01-07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西北大学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重大项目“中国西部地区资源开发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2009JJD790035）作者简介：孙红霞，南开大学博士

5、研究生，主要从事财政与金融理论与实践研究；张志超，南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公共财政理论研究。当代财经ContemporaryFinance＆Economics101当代财经2012年第4期总第329期[2]资源补偿税费方面给出了重要的数据支撑。张颖和岳巧红（2008）以广西为考察对象，研究了西部生态补偿和利益分配之间的关系，提出西部能源开发中利益分配不均是导致该地区“开”而不“发”的[3]主要诱因。此外，王承武等（2011）对新疆石油、天然气等资源开发和环境污染的对立现象做了重点[4]分析，揭示了西部生态环境受污染的严峻形势。周松柏和胡晓登（2010）等学者通过收集大量数据资[5]

6、料，以事实论证了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生态损害补偿机制的缺失问题。二是博弈论等方法的应用。如宋敏（2009）、朱兴龙（2010）等人通过构建生态补偿博弈模型，求解集体利益的纳什均衡，指出西部地区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从根本上说是生态系统各利益主体博弈的结果，而生态补偿作为调整损害与保护生态环境主体间利益关系的一种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企业对环境规制政策的反[6-7]应以及政府的激励机制和监督惩罚机制。李娟和胡振琪（2008）对生态补偿监管机制中的主体行为特征建立了相关的博弈分析框架，最后提出建立政府统一监管体制、强化监管处罚、降低修复成本是[8]促进企业规范补偿行为的有效措施。王利清和马建

7、荣（2010）基于多层次委托—代理关系，从逆向选[9]择和道德风险视角出发，刻画了政府、企业与牧民三者在矿产资源开发中的利益分歧。对于如何缓解资源补偿与利益矛盾问题，学术界也提出了若干有启发性的建议，主要分为两个层面：一是提倡博弈策略的合作供给方式。付传君和杨昌明（2011）提出了定向整合、资助扶持提供、特许兼并供给、比例参股提供和直接购买五种整合方式，认为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整合模式供给，可[10]以通过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