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幸福生活为中心的公共政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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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幸福生活为中心的公共政策选择的战略意义一、一个亟待解决的发展难题——经济有发展，人民无幸福（一）GDP中心论的结果：1.国家追求GDP最大化2.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3.个人追求收入最大化（二）经济有发展，人民生活无幸福个体生存状况：1.更紧张的生活节奏2.更多的欲望无法满足3.更大的活动空间造成的亲情缺失4.更少的闲暇生活5.更多的疾病（特别是传染病）的威胁（二）经济有发展，人民生活无幸福社会生存状况：1.更加激烈的竞争2.更大的贫富差距3.更严重的社会公正缺失4.赢者通吃——社会弱势群体生存状态恶化

2、——贫困在代际间传递——阶级矛盾凸显——不稳定因素增强2000年，全国生态环境质量评价结果显示，1.1/3的国土生态环境处于差或较差水平；2.森林资源仍存在总量不足、分布不均、质量不高、过度采伐等问题；3.90％的天然草原出现不同程度的退化，退化、沙化草原已成为中国主要的沙尘源；4.天然湿地大面积萎缩、消亡、退化仍很严重；5.农业生产过程中化肥、农药、农膜等的大量使用，对农田的生产力和周围的自然生态系统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生态状况6.由于沿海地区人口快速增长，经济发展迅速，沿海滩涂、湿地生态破坏加剧，

3、海域总体污染状况仍未好转；7.荒漠植被的过量利用和内陆河上游水资源的过度开发导致荒漠植被和荒漠区绿洲的生态退化；8.城市水资源短缺，城市绿地面积小、功效差等问题依然存在；9.农村“脏、乱、差”的现象仍然存在，农业面源污染、畜禽养殖污染等问题比较突出。生态环境恶化水资源污染严重1.优质水资源贫乏，我国人均水资源量不足2400立方米，仅为世界人均占水量的1/4，相当于美国的1/5,前苏联的1/7,，加拿大的1/48，世界排名110位，被列为全球13个人均水资源贫乏国家之一。90年代初，我国476个城市中缺

4、水城市近300个。2.2004年，在745个监控河段中，28%的水质属于劣五类（即用于任何目的都不安全），32%属于四类和五类（只可用于工业和农业灌溉）；在监控的27个主要湖泊和水库中，48%的水质属于劣五类，23%属于四类和五类，只有29%达到二类和三类标准（经处理后可供人类使用）。滇池、巢湖、太湖富营养化问题突出，由于氮、磷等植物营养成分大量积聚，使水生生物，特别是水藻类过分繁殖引起污染的现象。富营养化还可能使有些湖泊有贫营养湖变为富营养湖，进一步发展为沼泽和干地。反思：1..我们的经济发展模式是

5、否存在偏差？2.GDP中心论在哪些方面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对人类行为产生了误导作用？3.人类的终极目标是收入还是幸福生活？4.人们在追求幸福这一终极目标过程中存在哪些偏差？5.如何倡导一种科学的幸福观引导人们正确认识个人财富增加的作用？二、钱与幸福：对GDP中心论的深刻反思（一）20世界70年代：Easterlin悖论的提出（二）1998年，卡莫尼斯比较了全球不同国家人们的幸福水平，发现东南亚地区的经济一直在高速增长，但其国民的幸福却没有出现高增长；（三）2000年，英国经济学家布兰克福劳尔与奥斯瓦尔德从

6、微观角度考察了过去30年来英美两国居民的“幸福水平”。三、经济学对幸福研究的离弃与回归（一）经济学对幸福研究的离弃——财富必然导致幸福假设（二）伊斯特林悖论——收入导致幸福的怀疑论（三）经济学对幸福研究的回归——幸福生活是人人与公共政策的终极目的（一）经济学对幸福研究的离弃——财富必然导致幸福假设第一阶段：幸福为经济学研究主题，在亚里士多德时期，人们对幸福问题是非常重视的，古典经济学也把“幸福研究”作为其主要研究对象第二阶段，经济学对幸福主题的背离，如汤普逊（1775-1833）在1822年完成的《最

7、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一书中，写道：一切研究经济学的人，“都可以被分为两派——精神学派和机械学派。”机械学派离幸福越来越远。第三阶段，财富必然导致幸福假设，到马歇尔时期，主流经济学把研究的目标全面转向了经济增长。亚当·斯密开始国民财富的增加就被绝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视为增加国民福祉的最好方略。经过皮古、凯恩斯，再到萨缪尔森，这一方略得到了进一步强化，经济增长中心论与GDP中心论大致反映了这一主张。（二）伊斯特林悖论——收入导致幸福的怀疑论一是验证收入与幸福指数之间的关系是否真的存在伊斯特林

8、悖论，该阶段研究得到四种不同的收入幸福关系：①收入与幸福之间负相关②收入与幸福指数无关论③收入与幸福指数之间呈倒U型④幸福影响收入，即幸福的人可以提高收入，而不是收入的增加可以提升幸福（三）经济学对幸福研究的回归——幸福生活是人人与公共政策的终极目的1.快乐是终极目的2.快乐是唯一的理性终极目的3.快乐是道德、原则、制度、法律、政策的最终评价指标四、幸福经济学对公共政策选择的理论指导意义（一）转变人类生活理念，确立快乐幸福才是人类生活的终极目的与终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