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位性因素与公共品的最优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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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Il；垂屠石密20os年第0期区位性因素与公共品的最优供给*赵农刘小鲁内容提要：本文分析了两种区位性因素对地方公共品最优供给(质量与数量)的影响。一类区位性因素为某公共品在城市中所在的区域。分析表明，位于城市边缘地区的公共品的最优质量要小于位于城市中心地区公共品的最优质量。另一类区位性因素为某公共品与居民的相对位置(距离)，这一因素在具体分析中被转化为使用居民出行半径表示的指标。结论表明，出行半径的增加一方面加大了中间投票人与公共品之间的距离，另一方面也使得原先距离公共品较远的居民得以有机会享用该公共品。前一种影响对公共品的最优质量

2、起抑制作用，后一种影响的效果则相反。而公共品的最优质量随出行半径如何变化，将取决于这两种效应之间的比较。本文还根据公共品之间是否存在替代性区分了替代性公共品与非替代性公共品，并分析了这两种不同性质的公共品受区位性因素影响而在最优质量与最优供给数量上所呈现出的差异。关键词：中间投票人区位性因素非替代性公共品替代性公共品一、引言目前，已经有多种关于地方性财政决策的研究方法。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运用消费者选择理论来分析地方公共物品(1ocalpublicgoods)的最优供给水平(数量或质量)的影响因素，相关的早期研究来自Borcher

3、ding和Deacon(B．D模型)(1972)、Bergstrom和Goodman(B—G模型)(1973)以及Perkins(1977)。他们的分析秉承了新古典主义的分析范式，并假设最优的公共品供给水平取决于投票表决的结果，而占优的表决结果为中间投票人(medianvoter，通常指具有中间收入水平的人)的最优消费选择。在他们的模型中，提供公共品所需的资金来自税收，即实际上由居民分摊(通常被假设为均分)，并构成公共品的“价格”；居民则根据自身面临的预算约束选择一个能够最大化其效用的公共品消费水平。根据“中间投票人”理论，在一系列

4、备选的公共品供给方案中，只有中间投票人偏好的那个方案才能获得最广泛的支持，因而“中性”的地方政府将根据这样的表决结果，即中间投票人的需求意愿来提供公共品。．以上文献所研究的公共品虽然包含了纯公共品，但主要还是偏重于对俱乐部产品的分析。对俱乐部产品而言，由于竞争性的影响，单个居民所能消费的公共品通常要小于实际的供给水平，且当人口密度超过一定界限时，这种差距与居民人数成正比，这通常被称为“拥塞效应”(congestioneffect)。显然，在这类模型中，居民人数在公共品的最优供给问题中成为主要的影响因素。在B—D模型和B．G模型的基础

5、上，Craig(1987)、McMillan(1989)、Edwards(1990)、McGreer和McMillan(1993)以及Means和Mehay(1995)进一步完善了关于“拥塞效应”的分析。Glazer和Niskanen*赵农，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电子信箱：zhaonong2002@sohu．COB，邮政编码：100836；刘小鲁，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邮政编码：100102。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的评论意见，文责自负。①本文意义上的最优供给是指通过投票机制产生的能够代表多数投票人意愿的供给水平，它可能等于也可能不

6、等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供给水平。93赵农、刘小鲁：区位性因素与公共品的最优供给(1997)则将异质性人群假设引入了相关分析，Hayes(1986)提出了一个能够反映人口特征(如城乡人口分布等)对最优公共品供给水平的影响的模型。而Guengant、Josselin和Rocaboy(2002)通过将网络效应(networkeffect)引入分析之中而使得该类模型的分析更具一般性这类模型在关注人口特征对公共品最优供给水平的影响时，均暗含地排除了区位性因素的影响怍用。它们通常假设，任意一个地方公共品的供给都将影响代表性居民的效用水平，从而意味

7、着某公共品的具体使用地区并不影响所有居民对其的消费(效用)。这一简化对于某些抽象意义上的公共品是适用的，但一旦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具体的公共品(与特定设施相联系)，那么这种简化就不再恰当，因为距离某居民较远的公共品可能根本不会被该居民使用。在经典的“中间投票人”理论和消费者选择理论的框架下，本文分析丫投票表决机制下区位性因素对地方公共品最优供给水平(数量和质量)的影响作用。①本文所涉及的公共品均具有具体的区位性意义上的载体，如城市公用设施(如路灯、下水管道、广场等)，它们通常仅为与其处于相同或邻近的地理位置的居民提供效用。市政服务等公共

8、服务也可以被纳入本文分析的对象，因为这些服务的提供依赖于具体空间概念上的载体：居民前往某市政部门所在地，进而享受该市政部门所提供的服务。在具体的分析中，可以将公共品的最优数量与载体(公共设施)相对应，而将公共品的质量与基于载体之上的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