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与冰心诗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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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泰戈尔与冰心诗歌比较李　骞冰心的诗歌受之于泰戈尔的影响，是现代文学史上不争的事实，也是研究者们的老生常谈。闻一多称冰心是“中国最善学泰戈尔”的女作家，徐志摩认为，冰心是“最有名的神形毕肖的泰戈尔的私淑弟子。”而冰心自己则说：“我写《繁星》和《春水》的时候，并不是在写诗，只是受了泰戈尔的《飞鸟集》的影响，把自己平时写在笔记本上的三言两语——这些‘零碎的思想’收集在一个集子里”。冰心受泰戈尔的影响是无须回避的事实，但是这种影响不仅仅是停留在诗歌外表结构的单向模仿上，更为重要的是，冰心的诗歌创作在宗教精神

2、和宗教理想方面更多地接受了泰戈尔的影响并有所发展，我们既可以在两位诗人的作品的语言结构里享受到阅读的诗美的愉悦，更能够在他们诗歌中感受到两位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诗人在努力为多灾多难的人类寻找一块灵魂息憩的宗教绿洲。宗教是人们的精神追求和心灵的寄托，诗歌则是诗人情感意识最有效的表现手段。当诗人用诗歌表达自己的世界观与人生理想时，宗教的精神内核必然渗透进诗人的情感流程，并通过诗歌的意象内涵诉诸读者。印度是一个宗教呈多元化特征的国度，而且，历史上的印度，宗教与文学艺术融为一体，成为印度文化的核心。泰戈

3、尔从小就生活在宗教的氛围中，他的父亲戴温德拉纳特对“吠陀”和“奥义书”都很有研究，在当时的社会上被称为“大仙”。正是这种文化背景，使泰戈尔的诗歌体现了印度宗教文化的大宇宙和小宇宙统一的“梵我合一”的观念，以及追求至爱的精神理想。特别是青年时代的泰戈尔，由于受西方基督教的影响，因而他诗歌中的“上帝”是东西方宗教文化混合的象征符号。一方面他认为“上帝死了的时候，宗教便将合二为一”(《飞鸟集》第84节)另一方面，他又主张不要去乱礼拜，“向谁礼拜呢?睁开眼看，上帝不在你的面前。”(《吉檀迦利》第11节)很显

4、然，泰戈尔对“上帝”的理解糅进了东西方文化的宗教精神，并把这种精神化解为完全彻底的泛爱哲学。冰心出生于中国20世纪初一个温馨的家庭，她的祖父谢子修是一位私塾先生，其手书的“知足知不足，有为有弗为”的对联，足以道出这个家庭的宗教文化氛围。冰心的母亲一心向佛，与世无争，这对早年冰心的宗教情结有一定的影响，及至进了贝满女中，“因受着基督教义的影响，潜隐的形成了我自己的爱的哲学”。受宗教文化的影响并用诗歌来表达宗教精神，这是泰戈尔与冰心诗歌创作的共同点，而全方位的宗教式的爱，则是两位诗人诗歌情感的共同主题。

5、“献歌”是泰戈尔常用的诗体形式，他的《吉檀迦利》的标题在印度孟加拉文和印地文中都具有“献歌”的含义。以颂神的形式来完成诗歌创作的外形结构，以泛爱主题来完成诗歌的情感表达，这是泰戈尔诗歌创作的美学特质。他的《园丁集》就是宗教式的爱的哲理升华，诗人力图创造一个完美的爱的宗教世界，人类在神的指挥和训导下，完成了从幻想到现实的实践过程。不仅爱情是美满的、无涯的人生是完美无缺的、甚至连死亡也是美丽的，至于人之外的一切自然物更是美丽无比。爱的理念在泰戈尔诗中是最卓然超拔的，也是他诗中宗教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飞

6、鸟集》显示了宗教人格化的特点，是诗人心灵历程的纪录，展示了诗人内心世界的宗教精神的复杂性。在这一本诗集中，诗人多次呼唤上帝给人类以关爱，祈求无所不能的神灵把爱洒向人间。诗人将主观思维的主体情感投向无形而万能的“神”，这样，他诗歌中的虚幻意象自然而然地渗透了神秘的宗教情结。“我们的生命是天赋的，我们惟有献出生命，才能得到生命”(《飞鸟集》第56节)。这是宗教式的殉道精神，其殉道的原因就是相信上天对人类的关爱是无私的、是公平的，因而作为神的使者的人，理应按照神的旨意而无条件地献出生命。《新月集》的主题是

7、：“新月”象征初生儿童，亦即人类宁静美好而纯真的童年。诗人通过对儿童心理的描绘，巧妙地喻示人生的无限美好和绚丽多彩。孩子们象“新月”一样静谧，生活在至善至美的爱的环境中，而这一切都是圣灵的上帝赐予的。泰戈尔诗中的宗教情感主要是对泛爱哲学的肯定和对神的依赖与崇敬。、冰心却不同，虽然冰心诗歌的实质依然是以“爱的宗教哲学”为核心，但是，冰心的诗歌更多的是对爱的肯定和褒扬，少了对神的依赖和崇拜。在泰戈尔的诗歌中，“上帝”是一个反复出现的全能符号，是调和人与人、人与自然对立的抽象物，是赐爱于人类的主体。而冰心

8、诗歌中的泛爱主义则是以人的价值为中心，其爱的宗教情感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献身精神。即便是深受泰戈尔影响的《繁星》，其宗教精神也主要是表现为弱小者立言，为苦难者寻找一个躲避风雨的港湾。“母亲啊!／天上的风雨来了，／鸟儿躲进它的巢里，／心中的风雨来了，／我只好躲进你的怀里”(《繁星》第159节)。诗中的“母亲”与泰戈尔诗中的“上帝”是同义语，但“母亲”的意义却远离神而更近人，是普济众生的实体，而非神秘莫测的“上帝”。从这个意义上说，泰戈尔是把人的本能转移到神的身上，冰心则是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