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明清社会启蒙思想的内涵

《试论我国明清社会启蒙思想的内涵》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学术论文-天天文库。

1、试论我国明清社会启蒙思想的内涵摘要：本文主要通过对明清时期启蒙思想的基本内容进行论述，来研究和学习这一时期的思想。与现在社会的发展趋势做对比，从而发现其对现代我们在治理国家中的启示，并且从中吸取可用的经验，最终进一步加深我们对明清启蒙思想的理解和认识。小清新：明清社会启蒙思想法治君主专制内涵一旦提到“启蒙思想”这四个字，大部分人会首先想到所提的可能是欧洲国家的思想启蒙运动，但是在中国明清时期，在那个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大动荡时期，一场空前绝后的令封建王朝明令的法律思想走到末路的思想运动应运而诞生，并形成了属于中国自己的著名启蒙思想，而且还涌现了一

2、大批值得人们尊敬的思想学家。仔细想想，明清时期所发动的启蒙思想对当时的中国是有所启示的，并且有很多东西是值得我们去学习和研究的。一、天下之法，立法为公明清时期的启蒙思想家多数倡导应当立天下之法，而反对当时社会上的一家之法，强烈要求社会立法为公，并切实地保护人们的根本利益，在他们所描述的“法治”观当中是带有特殊的民主主义色彩的。这对反对中国封建君主专制的斗争以及促进民主主义思想的诞生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例如由黄宗羲撰写的《明夷待访录》一文，就被当时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印刷了数万多本，秘密地散发着，这对于晚清当时思想的变化，起到了很有利的作用。黄宗羲是

3、一位刚迈入新的时代门槛令人崇敬的启蒙思想家，他经常对封建时期的法律进行批判，并且他主张政府制定能够反映当下市民各阶层利益的“天下之法”，而且能够实行法治。黄宗羲认为，古代那些圣明的帝王一般都心存天下，因此他们才会立法，这就是他们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根本；但是后来的君主则是以法私来治理天下，其中所谓的法者，就是君主自己制定的法，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天下之法”，他是说：三代以上需要有法，三代以下却无法①。王夫之同样的观点，他认为设定法律的主要目的为了公意，但是能够体现公意的法律是“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一人私天下”，这样的道理、这样的气势是圣人所不能违背

4、的。王夫之主要认为法律是由私而转变为公，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并且这也预言了我国封建专制制度必然会出现灭亡，他宣告了正统法律思想与封建法制的没落和衰败。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家认为“天下为主，君为客”。“天下为主，君为客”是君和天下人关系的正常状态。君所经营的一切都是为天下而非为一人。后来的专制君主颠倒了这种主客关系②。顾炎武认为亡国和亡天下的区别是：“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在民与君的关系上，接受“为民而立之君”的观点，把君同卿、大夫等放到“庶人为官”的地位，他们理应为民服务，其定制立法当然也应符合

5、民的要求。二、批判当时君主专制，并积极限制君权君权与相权之间的矛盾在整个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是一直存在的，导致了在明朝出现了“胡惟庸奸党案”，这实际上是朱元璋为主要代表的君权和以胡惟庸为主要代表的相权两者间的相互斗争，但是最终君权获得胜利。在宰相制度被废除以后，由于君权无所制约，所以当时皇帝的权威被推向了极端。但是在朱元璋正式颁布废除宰相制度的165年之前，也就是公元1215年，《大宪章》，这一在西方民主政治发展史上最为重要的文件已经在英国诞生了④。明清时代的启蒙思想家主要是针对君权在已达到顶峰时的政治现状所提出来了一系列的用于限制君权的多个措施。

6、黄宗羲提出了用“法治”来限制“君权”的法治观。他主要认为应当加重相权来分君权，并且他主张恢复当时的宰相制度，这样可以使皇帝和宰相两者之间形成相互制约的行势。宰相率领的“政事堂”，和近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当中的内阁制很相似。他还主张君臣一同治理，从而来弱化君权。在君臣共同对国家进行治理的时候，应当以全天下的人为重，应当相互协商，并且各司其职。而且他还主张在地方上实行分治，从而实现以制集权。在黄宗羲所提出的“法治国”当中，没有任何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顾炎武本人提出反对当时君主“独治”的思想。他所认为的亡国和亡天下的区别，已经不在是停留在感叹一个朝代的

7、兴亡更替，而是提出了一个“保天下”的新观念。在这样一个的保天下的新型观念当中，它不仅包括着当时人们反对清政府的民族压迫与野蛮屠杀的内容，而且也有反对专制和暴政的意义。当时对君主专制制度抨击最最激烈的应当属于唐甄了。他提出的反对封建君主专制的法律思想，的确是“独抒己见，无所蹈袭”，并且具有独具鲜明的时代特点，这些都对后人具有非常重要的启发作用⑤。他所提出的帝王皆贼论，主要认为君权是帝王偷偷攫取而得来的，各个朝代的帝王提出的“皆贼也”，杀人的事情，一多半都是这些帝王所为，帝王应当是所有罪恶之源。并且他还认为帝王所描绘的天堂是构建在黎民百姓的血泪与痛

8、苦之上的。他公然宣布神圣威严的帝王为人民的公敌，应送他上断头台。他认为应当运用法律手段来限制君权，可以“抑尊”即限制君主的权力，尊重御史等官员的纠察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