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规划指标 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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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转变发展方式,最难难在什么地方?我以为难在两个方面:一是观念;一是创新机制和干部考核的标准……如果不彻底从根本上解决这两条,我们现在制订的计划也是难以实现的。”在今年全国两会结束之后的记者见面会上,温家宝总理以此回应了记者对“十二五”规划或将执行难的担忧。这是来自中央最高决策层的判断。决策与执行,两个最基本的政治概念。在地方,其执行与中央的决策之间,“雷声大,雨点小”的情况并不罕见。大国治理,决策的执行力当然关键。地方执行力的强弱不仅决定了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决定了决策者的政治期望能否最后实现,最终决定经济社会的发展速度与质量。为确保决策被执行,地方政府责任制或行政首长责

2、任制,严格责任制甚或最严格责任制逐年被强调。从这个角度看,这个行政体制显然有它的优势。当然,执行有执行的难处。换而言之,执行者有执行者的立场和考虑。执行者的局部立场与中央的全局利益并非总能时刻保持高度合拍。这样,决策的形成过程显然不可忽略:在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国度,如何于上下形成政治共识,如何使这种共识尽可能地回应和贴近中国的社会现实——这一切当然对能否“落实”影响重大。那么,“十二五”规划所确定的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会怎样实现?怎么考核呢?观察中国的决策程序模式,“十二五”规划决策形成过程当然是一个很好的样本。“五年规划编制过程比规划本身更为重要、更有意义。在我们这样一个

3、拥有十几亿人口、30多个省区市和特别行政区、56个民族的国度,如何集中人民的智慧,形成政治共识和社会共识,是没有先例和成功经验的。”作为国家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如此总结这个“世界上规模最大,参与人最多,程序也相对复杂的发展规划”。规划形成:“先民主,后集中,再民主,再集中”整个规划历时两年半,经历了11个步骤三个阶段。规划制订的第一个阶段当然是基本思路的前期研究,这或许是国际上超大规模的前期研究。“从2008年就开始进入到前期的研究,当时国家发改委委托设立了82个课题,进行公开招标,发改委正是基于这80多项研究的基础上,在2008年底形成了上

4、报国务院和党中央的‘十二五’规划基本思路。”胡鞍钢是其中一个课题的主要负责人,国家行政学院的教授汪玉凯也参与了行政体制改革部分的调研,全国70多家比较具有权威性的研究机构均参与其中。在基本思路基础之上,2010年初,中央和国务院联合成立了“五年规划起草小组”,以温家宝总理为组长,李克强副总理为副组长。胡鞍钢发现,这与1995年很相似,当时是李鹏总理任组长,朱镕基副总理任副组长。“这样的安排使得我们的政策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并在继承的基础之上不断创新。”这是第二个阶段,纲要框架的拟定阶段,准备纳入规划纲要的重要目标、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对“十二五”规划的主要指标进行测算,更

5、重要的是,也对支撑“十二五”时期发展的重大工程、重大项目等做了一些初步的安排,直到2010年8月底形成了规划的框架草案。“2010年10月份召开五中全会,8月份才最终形成主题和主线,应该说主题和主线形成是非常晚的。”汪玉凯说,这中间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起草小组的近百人,分成若干个小组,围绕规划的一些重大问题,在全国进行重点调研、召开座谈会,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两次讨论,再经过多次征求意见,最后才形成‘十二五’规划的建议稿提交中央十七届五中全会进行审议。”在这个过程中,中央政治局、全国人大等各方面进行广泛调研。据公开报道,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技部部长万钢在参加政协委员分

6、组讨论时透露,“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大概用了5次,每次用半天时间来听取意见和建议。副总理李克强大概用了10次会议,把所有的意见和建议给各个部委,才写出第一稿。”等到第五稿的时候,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后,分发给各个省市。“各省市、各党派中央、各社会团体进行讨论提出了意见,温总理用了一整天的时间,听取这些意见后形成第六稿。”这是一个和地方进行研讨、对话的过程。最后的建议稿中也广泛地采取了地方政府的一些意见。十七届五中全会审议完后,温总理亲自组织了五次座谈会,分经济、科教文卫,涉及专家、企业家、工人农民等社会各阶层、各民主党派。各方面形成意见后,开始制订“十二五”规划纲要的编

7、制阶段。“几经修改,虽然框架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文字的叙述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更多利益相关者的参与,使得最后反映了更多人的利益。”胡鞍钢总结这一复杂的中国决策程序模式,大概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先民主,后集中,再民主,再集中;意见分散,之后意见收列,进而意见对峙,最后形成共识,经过上上下下,反反复复,包括中央与地方的协调、中央与不同部门的协调。当然,在胡鞍钢看来,在中国特定的条件下,如何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是“十二五”决策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在规划制订过程中,国家发改委要分别到各地方开片会,又组织开规划会议若干次,各省分管的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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