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惨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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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惨败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惨败　　甲午战争至今已有120年，中国与日本至今龃龉难平。《菊与刀》以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分析日本人的性格是服膺强者。然而，至今中国仍未成为让日本人敬畏的强者――一些日本人在侵华问题上屡次反复；日本政府及领导人对于其历史上的战争责任一直不肯直面；历任首脑公开参拜靖国神社，既是谋取选票的政治策略，也是日本国民傲慢心理的显现。　　然而，对国人而言，反躬自省更应该成为思考甲午战争的基本起点。中国现代化的历程曲折艰难，迄今仍未完成。如果说，鸦片战争使得中国的知识精英认识了西方国家“船坚炮

2、利”的物质文明，进而开启了范围和程度有限的自强运动。那么，甲午战争则使他们认识到了物质背后的精神文明，尤其是制度文明，为戊戌变法奠定了基础。两场战争之间，对于清廷的统治集团认识外部世界存在直接的促进和递进关系。尽管如此，实质性的制度变革一旦真正触及统治者的皇权专制和既得利益，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予以阻碍。在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的屈辱背后，两场战争的败因隐而不显。军事上的失利，不过是其的外在表象。　　鸦片战争使清廷官员见识了“船坚炮利”　　在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中，作者以扎实的研究，详述了中国的兵制和组织形态的落后

3、，以及武器装备、战略战术的差距。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连林则徐这样的大臣，对于英国以及中华文明之外的世界，表现出惊人的无知。林则徐1839年与两广总督邓廷桢联名给道光帝写的一道奏折中称，“夷兵除枪炮外，击刺俱非所娴，而其腿足裹缠，结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鸦片战争爆发期间，浙江定海被英军攻陷，林则徐再次给道光上书重申：“一至岸上，则该夷无他技能，且其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复起，不独一兵可手刃数夷，即乡井平民，亦尽足以制其死命。”　　对于这场战争，茅海建认为，“鸦片战争的真

4、意义，就是用火与剑的形式，告诉中国人的使命，中国必须近代化，顺应世界潮流。”正如樊美平在《天朝的崩溃与意识的困守》中指出的那样，隐含其中的基本前提仍然是“落后就要挨打”之类，不过是人云亦云。在樊美平看来，中国需要现代化，需要顺应世界潮流，但绝不是因为落后就要挨打，而是有着更加深刻的理由，它源自人性需求最内在的本质，体现人之为人的那些不言而喻的终极价值。只有从这个角度来把握，我们才会对我们的目标真正有所理解，对“发展”与“进步”这些观念本身的认识也会获得新的深度；或者更直截了当地说，我们才会清楚我们所需要顺应的是

5、什么样的潮流，站在正确的一边。　　在我看来，樊美平的思考比茅海建更进了一步。在信息封闭的农业社会，中国的皇权专制主义在闭关锁国的状态下，维系着自身的稳定和运行。当西方工业革命，地理大发现以及资本主义兴起并对外扩张之后，各据一方的国家自我封闭，不可避免地受到严厉冲击。明清两代统治者，虽然也有开放海禁的时候，但是，为了皇权专制的稳固和牢靠，总体上实行的是闭关锁国政策。这种闭关锁国，不仅包括空间和地理上的限制，更表现为一种思想上的因循守旧和文化上的固步自封，以及意识上的愚昧落后。此前的很长时间里，因为缺乏足够的内在动

6、力，统治者的闭关锁国，难于冲破，家天下的皇权专制统治反复循环。然而，当西方资本主义兴起并开始对外扩张之后，统治者想要继续以闭关锁国，奴役民众，将外来文明的冲击拒之于国门之外，事实上已经不可能做到。　　首先，西方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就是要建立全球性的商业体系，不可能任由某一地域的统治者认为制造藩篱。其次，自西方启蒙运动之后，自由、民主等价值被发现，奴隶制和君主专制等前现代国家的野蛮统治形式，已经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冲击。徐中约在《中国近代史》中就很明晰地分析了鸦片战争的深层因素：“由于中西方对国际关系、贸易和司法管辖

7、的观念大相径庭，即使没有鸦片，双方之间的冲突也照样会爆发。比鸦片问题更为深远的是几个概念的冲突：中国自称天下宗主的角色与西方国家主权的观念之间的不兼容；中国朝贡体系体制与西方的外交往来体制之间的冲突；以及中国农业的自给自足与英国工业的扩张之间的对抗。确实，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思想与中国人对商业的鄙视态度是无法共存的。……不幸的是，清宫廷与中国的士大夫对这些事实一无所知，因此，中国与西方碰撞时便显得极为痛苦。”　　在我看来，徐中约先生称，“中国人对商业鄙视”尚需商榷。确切地说，主要是统治者对商业活动进行了严格控制

8、。这样做的原因在于，繁荣的商业交流，不利于专制统治者实施严密的社会控制。作为经济发展的一部分，商业交流有着自身的规则，它需要开放的市场环境，以及尽可能少的国家管控。而这种需求，与专制体制的无孔不入显然方枘圆凿。专制体制为什么要控制经济发展？亨廷顿在《第三波》中认为，经济发展在国家之外创造了新的财富和权力来源，同时还产生了下放决策力这一功能性的需要。显然，作为前现代国家的清廷，之前不愿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