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信任从劳动力流动看社会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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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离开了土地，却未离开家乡？──中国农村的公共信任与劳动力流动陆铭张爽*陆铭，复旦大学经济学系、复旦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和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上海，200433；电话：021-65642064；E-mail:minglu73@263.net。张爽，复旦大学经济学系和复旦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E-mail:shuangshuang329@gmail.com。本文在复旦大学、浙江大学、2006年“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和2006年中国经济学年会上报告过，作者感谢陈钊、封进、王永钦、张军

2、、章元、张晏、陈庆池（JimmyChan）、陈杰、李治国、罗德明、汪淼军、潘士远、庄子银、郭艳茹、龚强，以及社会学家桂勇、俞志元和汤艳文，政治学家陈周旺和刘春荣等的评论，感谢复旦大学经济学院985工程项目对本研究提供的数据支持。此外，作者感谢来自教育部的对全国优秀博士论文作者的研究资助和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的研究资助。通信作者：陆铭单位：复旦大学经济学系、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通信地址：上海市邯郸路220号，复旦大学经济学院，200433。邮件地址：minglu73@

3、263.net13离开了土地，却未离开家乡？──中国农村的公共信任与劳动力流动摘要：中国的经济转型将如何引起农村社区公共信任的变化？本文首次基于微观数据，并利用工具变量法考察了劳动力流动与公共信任之间的相互影响，以此作为理解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一个视角。我们发现：（1）在中国农村，社区层面的劳动力流动将会增加对于农村当地的公共信任，同时，社区层面的公共信任又将减少劳动力流动；（2）农村的收入差距将减少公共信任；（3）公共信任在市场化过程中会经历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变化轨迹。关键词：公共信任、劳动力流动、收入差距、市场

4、化一、引言中国社会在传统上属于低信任度的社会（Fukuyama，1995），正是因此，公共信任作为在一种长期互动中形成的社会资本是弥足珍贵的。社会学家Zucker(1986)提出的过程型信任是公共信任产生的重要模式，过程型信任与公共机构的等级有关。高等级的公共机构能通过一次或几次交易获得公共信任；而对于较低等级的公共机构，与个人的重复交易才能产生较高的信任度。本文研究的农村当地公共机构属于较低等级，因此公共信任是基于个人与公共机构工作人员的长期互动。在中国农村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对中国

5、农村社会形成了巨大的冲击。那么，劳动力的流动会不会影响到农村社会中的公共信任？反过来，中国农村居民在农村社会中形成的公共信任是否会影响到他们的劳动力流动？对以上问题的思考和实证研究，不仅能让我们观察到农村公共信任在转型过程中的变化趋势，还能够为公共信任的影响机制提供证据，并以此为理解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的变迁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一项针对波兰的社会学研究(Sztompka,1999)发现，在经济转型中，人们的公共信任经历了一个先下降再上升的过程。在转型前期，公共信任下降的重要原因在于人们在新旧体制的交替过程中面临着巨大的

6、不确定性；而当转型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时，人们对于公共机构的信任又会明显提高。在中国的转型过程中，公共信任会经历与波兰经验相同的变化吗？市场化又是如何引起公共信任的变化的？以上问题非常重要，但还没有得到研究者的足够重视。从理论上来说，市场化是中国农村传统社会所受到的一切冲击的根源，市场化将通过三个层面的作用机制来引起信任的变化，分别是：家庭层面的劳动力流动、社区层面的收入差距、以及宏观层面的市场化政策等机制。本文将重点研究市场化在家庭层面的作用机制——劳动力流动对于公共信任的影响；与此同时，我们还将研究公共信任对

7、于劳动力流动的影响机制，由此来清楚地解释劳动力流动与公共信任之间的相互影响，而这种双向的相互影响可能导致的估计偏误恰恰是文献中没有被充分被重视的问题。我们发现，在中国农村的市场化转型过程中，社区层面的劳动力流动会增加对农村当地的公共信任，而社区层面的公共信任又会减少劳动力流动。而且，我们还发现，社区层面的收入差距会减少公共信任，省级层面的市场化对于公共信任的影响则显示出和波兰的经验一致的U型曲线。本文接下来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从研究信任的经济学文献出发，对经济转型中的公共信任变化做了简要评论，并通过比较指出了

8、本文的贡献；第三部分是数据和模型；第四部分是实证结果；最后一个部分是对全文的总结。二、经济转型中公共信任的变化：结合文献的评论13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历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这是中国市场化转型过程中最为重要的经济现象。研究劳动力流动对于中国农村社会的公共信任的影响，是理解市场化进程中的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市场化转型对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