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企业家“贿选”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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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治“越轨”与参政焦灼　　近年来，媒体陆续披露了大量的相似案例。2007年11月，湖南衡阳市祁东县在选举市人大代表时，同样也爆出贿选丑闻：为了当选市人大代表，祁东县的多名私企老板各自向有投票权的数百名县人大代表封了“红包”，但仍有人落选。　　早在2000年，山西运城撤地设市并举行第一届市人大代表选举，其辖下的县级市河津市在选举运城市人大代表时，便发生了一桩怪事：由运城市委推荐的6个市直候选人中有5人落选，而由代表联名推荐的12名候选人中却有11人当选。后经调查发现，这12名“代表联名推荐”产生的候选人中有七八位是当地知名企业家，为

2、了能成功当选，他们给许多人大代表送钱、送物。　　2009年，曾任安徽巢湖市市委书记的周光全因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在周的受贿名单中，有两个安徽知名的企业家（何帮喜、徐顶峰）的名字格外醒目，他们均是省人大代表。两人正是靠向周光全多次行贿，才得以当选省人大代表的。甚至在周光全案发落马后，两人的人大代表资格仍未被罢免。　　事实上，翻开近年来落马的市厅级和省部级高官的“贪腐档案”，不难发现，在上述中高级干部受贿情节中，通常会包括：帮助某一位或几位民营企业家成为人大代表，并收受对方的贿赂。　　“民营企业家热衷于竞选人大代

3、表，甚至为此不惜代价、铤而走险，贿选选举人或者主要官员，这其实是民营企业家的一种生存策略，希望借助于‘人大代表’这顶帽子来为其企业发展谋取安全保障和经济利益。”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肖泽晟对《南风窗》记者说，尽管企业家参政的动机多种多样，但试图“运用政治资源来为其生存和发展寻求政治上的保护”则是他们共同的、最核心的动机和诉求。　　这在一些行政效能低下、政府运作不规范的地区尤其如此。工商、税务、卫生、消防系统的执法人员到企业“吃喝卡拿”、动辄罚款、百般刁难的现象甚为严重。但如果企业负责人是人大代表，这些行政执法者多不敢胡作非为，因为人大

4、代表可以直接向相关领导反映情况，甚至可以联合其他代表在“两会”召开期间对某些政府部门的头头脑脑们进行质询。　　所以，在企业家热衷于参政的背后，其实折射出他们焦灼而复杂的心态：希望能当选人大代表，但对自己是否能入选又没有把握。为了增加胜算的筹码，只得对能掌握自己政治命运的“守门人”—具有提名权的重要官员以及具有投票权的下级人大代表大肆行贿，希望用这种“越轨”的方式来占据竞争优势。　　表面看来，这似乎反映了民营企业家群体面临着逼仄狭窄的政治参与渠道和空间。按照常理，如果能有较为通畅的正式参与渠道，如果有公开、透明、公平的选举机制，恐怕

5、没有人愿意会动歪脑筋、花大钱去“买票”。这也正是近10年来不少人鼓吹“拓宽民营企业家参政空间”的最响亮的理由。　　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　　　　“参政困境”假命题与真问题　　统计各级人大代表的结构构成可发现，民营企业家并非政治结构中的弱势群体。在很多地方的省市人大代表构成上，民营企业家群体往往都占据20%~30%左右的名额，属于仅次于官员群体的最大“得利者”。　　以湖南邵阳为例。本刊记者统计发现，邵阳市选举的最新一届省人大代表共有76人（含省直接提名的代表），而民营企业家就占据了“半壁江山”（38席），其人数甚至超过了官员群体。可

6、见，民营企业家在参政空间上，至少在竞选人大代表上，并不存在着所谓参政“困境”或劣势。　　所以，问题不在于“参与渠道不畅”，而在于民营企业家群体内部没有整合出整个阶层的利益代言人，无法反映和满足其整个阶层的利益和诉求。换言之，现在不少地方的民企老板虽然当选了人大代表，但他们是“各自为战”，仅仅是反映和代表自己所在企业的利益和诉求，而不是寻求所在阶层的利益最大化。　　本刊记者在邵阳采访时获悉，在前不久选举省人大代表时，邵阳市下辖的某县有3名私企老板参与角逐竞选，为了使自己能够胜出，他们采取了互相攻击的战术，在网上大肆散布竞争对手的负面

7、消息，结果3人均落选。　　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王春福教授曾对浙江的民企业主们做过相关问卷调查，当被问及在“人大、政协、党组织中的民营企业家代表能否代表自己权益”时，只有15.4%的调查对象认为“能够代表”，33.8%认为“能部分代表”，高达50.8%的人认为“不能代表”。对于“善于抱团”的浙商尚且如此，其他地区的企业家间的心理信任度和利益互享度就可想而知了。　　同样，那些获得省级和全国人大代表名额的企业多是在当地规模较大、上缴利润较多、影响力较大的大型民营企业。更多的中小企业的负责人只能去角逐县、市级人大代表或者根本无力竞争。

8、谁来代表这类群体的利益？温州的做法颇有启发性，他们推举温州市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的负责人周德文为省人大代表，作为他们的“代言人”，为整个群体发声。　　　　系统性贿选和“金钱政治”风险　　贿选事件引人关注，还源自于外界的另一种担忧：掌握有巨大财富实力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