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大学教育之忧思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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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今中国大学教育之忧思与对策——致立人大学团队谌卫军虽然当今中国大学教育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1999年开始大学扩招，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快速上升，2002年达到15%，2013年提高到30%，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阶段进入大众化阶段。但是“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一直拷问着当今中国的大学教育。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曾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当今的主事者却把高楼建设当做大学建设，把经济成就当做教育成就，这是行政思维，而非学术思维；是政绩工程，而非育人工程。正是当今大学定位不清、目的不明，从而造成大学迷失方向，最后造成生产的最终结果是半成品

2、、残品、次品、甚至废品，乃至造成市场拒绝、产品滞销、库存积压。不少学生毕业就意味着失业，很多专业不对口，职场从头来，造成了资源的严重浪费。有的继续深造成为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钱理群），目标是出国留学移民海外，以至于清华北大已成为“留美预科班”，造成了人才的严重流失。我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采取对策：一是合理分流，各得其所。一个过度地、向大多数公民诱发梦想的制度不是一个好制度，因为最终是无数人梦想的破碎。人人上大学就是这样一个“中国梦”，造成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很多高考生都是可怜的“陪绑人”，他们的失败是预先注定的，这其实是他们不应该参与的竞争。据说，中国目前企业产品的合格率只有70%，主要

3、原因是工人素质低，技工短缺。说明企业有旺盛的需求，而且有升级的压力，学生为什么不高兴读职业学校呢？主要还是观念和体制的问题。从工业的内在逻辑看，技工能力的高低，直接关系到机器的寿命，产品的质量，企业的声誉。由于机器和工艺都在发展，雇用低技能、低工资的工人，几乎就是放弃了技术上的发展，这样的企业走上的必然是下坡路。而因为中国工人的工资在全世界都是最低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工人要求涨薪的趋势不可阻挡。从低薪低能力向高薪高能力转型是明智的、顺应趋势的选择。作为“世界工厂”不培养自己的技工队伍是荒诞的。而在培养过程中，没有企业的进入，同样是荒诞的，不可思议的。经济和教育都发达的国家如

4、美国、德国也不是人人都上大学的，它们的毛入学率在50%左右，不会超过60%。就算达到60%，也还有40%的人上不了大学，为什么就没有高考压力和恶性竞争？因为美国在义务制教育结束后，学生就开始分流了，一部分人根据个人的特长、兴趣和职业目标选择不上大学。剩下的人也不会都选常青藤大学或顶级的大学，比如家庭经济条件不太理想、估计自己又拿不到奖学金的就选所在地的州立大学，学费便宜或基本可免除；不想进一步深造研究的会找实用型的大学；申请失败的学生也会不得已求其次，或者先工作再找机会。德国职业教育的成功经验是早分流与双轨制，它用实惠置换梦想，并在最大程度上克服了理论与实践的脱节，由职业学校、企业、企业协

5、会“共同制定并实施培训计划，他们还共同决定就业市场上某种职业的具体技能要求”。通常是学生每周在学校上一两天课，在企业接受职业培训三四天。如此精致的职业教育很好地保障了学生就业的便利，甚至吸引了一些可以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因为在就业的道路上高等教育是风险之旅，职业教育更为安全，他们参加竞争先留条后路。这就是合理分流，各得其所。职业教育培养专业型人才，就要以市场为导向，真正传授技能知识，而非单纯书面理论，真正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让学生毕业后快速适应工作环境，让产品马上能够适合需求。社会要给予优秀的技工和蓝领较高的声誉和薪水，取消城乡户籍，就会吸引很多的初中生。高等教育培养研究型人才，就要选择

6、有此志向的学生，进行深度的培养教育，作好进一步深造的准备。学习德国，在高中和大学要进行特殊的“精英伦理”教育：必须回报较早获得的社会恩宠，即为社会承担责任，做社会良好风尚的践行者，做社会优秀文化的守护人。二是行政放权，大学自治。学校，尤其是大学，是传承、生产、创造知识、思想、精神的文化共同体。这个文化共同体，尊师重教，以“育人”为宗旨，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教师和学生是学校的主人，是学校重大决策的制定者；而管理人员则为教学、教师、学生提供有效服务，是教师、学生的集体意志和学校各项决策的忠实执行者、实施者。世界上（包括民国时期的中国）那些著名的大学，无一不秉持这样一种教育、办学理念。当

7、然这种“教授治校”也有各种问题，但总的来讲，这样行政成本最低，走的弯路最少，学校管理民主公正透明，没有人对教授指手画脚，教授们腰杆直底气足。大学里如果官权太大，教授成为官员的附庸，围着他们的指挥棒乱转，没有尊严和权威可言，大学便成为衙门，如何培养杰出人才？怎样达到世界一流？恐怕只是一个梦罢了。1946年，冯友兰教授撰写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文中写道：“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