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商人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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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宋代：商人的黄金时代吴钩（刊于今年8月份《中国经济报告》杂志）一商业无疑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最重要力量。人类社会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时代，一跃进入彼此联系更紧密、分工更细致、生活更多样化的复杂社会形态，商业提供了最伟大的驱动力。有人说中国儒家传统有抑制商业的习惯，这话其实不对，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贡，便是一位成功的大商人，子贡因经商有道，家累万金，富可敌国，结驷连骑，聘享诸侯，可以与国君分庭抗礼。孔子从来没有因为子贡的商人身份而对他有任何歧视，恰恰相反，孔子以“瑚琏”比喻子贡，认为子贡是国家社稷的大器、良器。不过，后世的统治者，出于独尊皇

2、权之需，对商人有可能与国君分庭抗礼的潜在力量很是顾忌，所以历代王朝几乎都制订了抑商、辱商、贱商的政策与法律（这一传统来自法家的思想），将商人列入市籍，视同贱民。秦朝曾将一大批有市籍的商人以及父母、祖父母为市籍的商人后代，发配戍边；汉朝立国，“高祖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唐朝“禁工商不得乘马”；“工商杂色之流”，“必不可超授官秩，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明清两代也均有抑商或贱商之政，朱元璋本人就具有强烈的“重农抑商”情结，他建立明王朝之后，即严禁农人弃耕从商，商人外出经商，必须

3、领取官府颁发的路引，否则按游民处置，“重则杀身，轻则黥窜化外”，商贩被与仆役、倡优、贱民同列；清代的雍正也深具“重农抑商”思想，他说，“观四民之业，士之外农为最贵，凡士工商贾，皆赖食于农，以故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市肆中多一工作之人，则田亩中少一耕稼之人。”所以应当劝农抑商。但宋朝可能是一个例外，宋朝商人受歧视的程度最低（不是说全无歧视），商业环境最为宽松。宋朝立国，即颁发一系列“恤商”法令，宽待商人，鼓励商业，如太祖诏令：“榜商税则例于务门，无得擅改更增损及创收。”又如太宗诏令：“自今除商旅货币外，其贩夫贩妇细碎交

4、易，并不得收其算。”（细碎交易不得收税）并严禁官吏勒索、刁难商贾，官吏如果“滞留（商人）三日，加一等，罪止徒二年。因而乞取财物，赃重者，徒一年”。“工商之家不得预于仕”的禁令也被突破，“国家开贡举之门，广搜罗之路……如工商、杂类人等，有奇才异行，卓然不群者，亦许解送”，商人获得了从政的权利。在宋朝一部分商法的制订过程中，商人还被政府邀为座上宾，参与修法。北宋太宗朝，陈恕为三司使（相当于国家发改委主任），他在制订茶法时，就邀请了茶商数十人协商讨论、“各条利害”。当时的争论很激烈，茶商提出的方案，是茶的商业利益尽归商人，商人“取利太深

5、”；官方的方案是国家专营茶叶，利归官府，商人“灭裂无取”。最后朝廷采纳了折中的方案，“公私皆济”，换言之，即吸收了商人的意见。国家在立法过程中不但给予商人表达利益的渠道，制订出来的法律也照顾了商人的利益，这在其他王朝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二宋代因此也成了中国商人的黄金时代，商业的浪潮席卷整个宋朝国境。说“全民皆商”或有些夸大，但社会各阶层都有人加入经商的行列，则是毫无疑问的。宋人非常有投资意识，“人家有钱本，多是停塌、解质，舟舡往来兴贩，岂肯闲著钱买金在家顿放？”所谓“舟舡往来兴贩”，是指长途贩运业，“解质”是放贷，“停塌”，是仓储

6、业，总之有闲钱就拿出来投资。北宋官员苏舜钦被罢官后，说“今得脱去仕籍，非不幸也。自以所学教后生、作商贾于世，必未至饿死。”以前说古代的读书人只有“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一途，但在宋代，读书人不当官也不会饿死，经商也是光明正大的职业。宋代读书人不以经商为耻，洪迈《夷坚志》记载，宋徽宗时，“吴兴士子六人，入京师赴省试，共买纱一百匹，一仆负之。”借着到京师参加科考的机会，顺便也做了一笔生意。农人弃农从商，或者半耕半商更是寻常事了。如南宋初，岳州农民“自来兼作商旅，大半在外”，知州范寅敷大概为了避免田地抛荒，“欲出榜招召，务令疾速归业；

7、如贪恋作商，不肯回归，其田权许人请射（承佃耕种）”。想收回外出经商的农人的产权。但朝廷最终没有同意，因为户部认为，“商人田产，身虽在外；家有承管，见今输送二税，难许人请射。”保护了经商农人的产权，也承认农民兼业的现实。就连方外之人的僧人道士，也卷入到商业潮流中去。北宋东京的大相国寺，乃是京师最繁华的贸易市场；东京的建隆观，也有道人做生意，“观内东廊于道士卖齿药，都人用之”。开设当铺、放货收息是寺院自南朝以来的惯常做法，宋时此风更盛，陆游《老学庵笔记》记载，“今（南宋）僧寺辄作库质钱取利，谓之长生库，至为鄙恶。”陆游虽觉得“鄙恶”，

8、但在商海中弄潮的僧人必不会这么认为，很多僧人还因经商致富，庄绰《鸡肋编》说：“广南风俗，市井坐估，多僧人为之，率皆致富。又例有家室，故其妇女多嫁于僧。”女性经商在宋代也不少见，临安名小吃“宋五嫂鱼羹”的创始人便是一位女性，叫宋五嫂，原来是“汴京酒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