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三年困难时期的个人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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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三年困难时期后的个人感受采访人：梁XX历史与社会系被采访人：易XX（采访人的外公）79岁，现已退休，退休前为供电局工程师；先居住与广州；生有一女二男，现与配偶及大儿子一家三口居住。采访时间：2010年10月4日采访地点：易XX家中采访大纲：本次采访是想通过被采访人在三年困难时期的亲身经历与感受，来具体了解三年困难时期的真实情况。被采访人因当时的工作需要，经常需到全国各地的主要城市出差，对各地的情况有很好的切身感受。并且借助被采访人对自己关于当时所见所闻的想法来分析之所以发生三年自然灾害的原因。问：请问三年困难时期身边有认识的人饿死吗？答：广州里面没有，乡下（江门鹤山沙坪）里也没有听说，只不过乡下粮食会较困难。不过当时听说其他地方有出现饿死人的情况。问：那当时有多困难，能结合一下个人情况吗？答：当时每月的粮票是不够吃的，由于我从事都不算劳力劳动，所以每月只有30斤粮票。而且后来，我们单位还开会，内容是关于自愿每月减粮的。虽然说是自愿，可是如果没达到标准，那就不准散会，谁都不准走。由于当时我家比较远，晚了会没有船回去，于是我自愿减三斤。后来就后悔了，每月才27斤根本不够吃，唯有用其他票去跟人换粮票。我记得广州的粮票是月月清的，就是当月的粮票一定要当月用完，不然就当是贡献国家。还有有一次出差到南京，发现南京卖面包居然标出每个面包生重、熟重还有冻重三个时期的面粉重量。上面还有南京粮食局核查过的标志。可能是由于面包在三个时期所含的水蒸气不同，怕消费者花了冤枉的粮票（来买水蒸气）吧。还有一次去东北出差，到了鞍山。当地的人接待我去饭堂吃饭，吃了个“全包面”，我当时不知道是什么，你肯定也不知道啦，可能东北年轻一点的也不会知道呢。当时去到饭堂，见到黄澄澄那样的，看上去还好，一入口就知道有多难吃了。原来所谓的“全包面”就是将整根 的玉米，连玉米的皮、还有玉米根一起扔进机器里面，把它搞成粉状，然后煮那个粉的，不是一般的难吃。还有一次在餐馆见到一个台山人，发现他一个人点了差不多十个菜，就是没有点饭，上去一问，原来他粮票用完了。问：那广东的粮食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紧张了？答：大概是59年吧，那年广东多处地方发大水。那时候单位组织我们去东莞考察水灾情况，看到那些屋子都有一条差不多到屋顶的水浸的痕迹。然后当年开始粮食就有点紧张了。问：那么，那几年的灾难很严重，很大吗？答：灾难是每年都有的，那么大的中国，每年出现灾难是正常的。好像需要下雨的时候不下雨，不需要下雨却拼命地下。但那些灾难都没有这几年那些什么北川啊、舟曲啊那么严重。问：那自然灾害不是导致三年困难的主要原因？答：不是，相对于自然灾害，当时有一个更严重的在全国范围都大幅存在的灾害，就是“大跃进”造成的浮夸风。这是造成困难的内部原因。当时的人太追求冒进，太浮夸了，特别是那些领导，为了升官就拼命吹。就算明知道是假的，也要吹。吹得厉害的能够升官，而且就算被揭发是吹的也不会降职，如果你老老实实报反而会永世不得翻身，有很多甚至把自然灾害报成是大丰收。问：有什么具体的事例吗？答：我听闻的就有，在我们鹤山乡下，当有人来检查（收成）时，就把全部的田的禾插在一起，为了防止它们不会闷死，还用风扇吹。还有的就是把割下来的禾抬来抬去。把检查完的禾重新抬回来再检查一次，用来刷数据。亲身经历的就是当时在湖北读大学，大跃进刚开始的时候我处在半失业，还有半年大学没读完。湖北领导请我们学校（现今的华中科技大学）一个农业教授去验收，回来报告要向全国各地推广经验，因为把谷种种到像番薯那么大。这些不是摆明自欺欺人的话嘛，但在那时是很正常的。（笑） 至于外在原因，就是中苏关系交恶了。那时候抗美援朝，它给了我们很多飞机大炮的，以为不用还的，谁知道又要我们还，而且还故意为难我们。记得有一次从上海坐船到汉口，遇到了两父子，儿子六十岁，父亲八十岁。儿子是刚从外贸退休的，他跟我们说苏联怎么为难我们。我们还债，没有钱还，用物质还。先用猪肉还，苏联却要求我们要用一种用来做衣服裤袋的lining布来包猪肉否则不收。还有就是用苹果还，他们又发明了一个苹果筛选机，有几个洞，苹果要通过这个洞，又不通过那个洞的才要。是在边境那里，只有通过筛选机的才能进入苏联。苹果又不是工业品，怎么会统一大小呢？这些就是外部原因啦，苏联危难我们，不过主要还是自己的原因。苏联的债我们后来还不是还清了。浮夸风还有那个就是“放卫星”，各地都流行“放卫星”，就是拼命地吹自己的产量，把自然灾害都报成丰收，有咩办法唔死！（这句话不知道怎么用普通话表达其含义，故直接用粤语写出）到后来啊，各地都“放卫星”，也不管了，不用验收啦，你报多少就算多少。当时要交公粮的啊，你数目报的越大，交的公粮不就越多了嘛！台山那边交完公粮一个月口粮只有几斤谷，怎么吃啊。就算农业歉收，农民还是有口粮的，但那些干部报大数，（粮食）都交光了，留下那么一点，肯定不行啦。那些为了升官的，拼命地报，由一个县级升到省级，而且被人揭发是假的也不会有什么处罚。而且“大跃进”那时，宣传什么步入“共产主义”，大家都吃“大锅饭”。各地都报丰收嘛，那就拼命地吃，吃完就算了。记得有次去惠州出差，经过一地方，村民都敲锣打鼓的，拦住我们不给我们走。以为干什么，说什么已经步入共产主义啦，吃饭时间到了，经过这里的人一定得在这里吃饭。那吃就吃呗。可是那些粮食吃到没有就没有的啦。问：那饥饿爆发的时候，是否有人逃走离开自己的村子？答：有啊，广东嘛，那时候很流行去“督卒”。就是偷渡去香港，就好像下棋，卒一过了河是没办法回来的，所以就叫“督卒”。那时候挺多人“督”的。香港有一次又说什么女王大赦偷渡犯，那些团体又在河对面站在，只要你一过去，就给水喝，给面包吃，来鼓动我们偷渡。那时候深圳啊，深圳有个民风，就算是那些民兵也不会抓那些偷渡的人。他们说明知那些人是偷渡的，但只要他们不入屋子，都会给水，给食物。他们说这是祖宗遗训，要帮助那些落难的人，因为他们的祖宗就是一路这样（受到人的帮助）才能来到深圳地区的。现在不一样咯，（深圳）什么“偷呃拐骗”（粤语俚语）都有。我后来自己分析啊，一个社会发展总会有起伏，这些是自然的。那时候不是老是宣传“人定胜天”嘛，我觉得大家都理解错了，人定胜天并不是人一定能胜天的意思。而是人要“定”，就是镇定，淡定，才能胜任“天” 。你看那时候的人哪里“定”啊，又浮夸了又乱来啦。人都不“定”，怎么胜任呢？本来有些灾害，在一开始就是可以预防的或者采取措施挽救的，这样就会减低伤害和损失。但那些人都不“定”，明知道有灾害了，还报丰收，那不就越搞越大，最后就很难收尾了。（完）以上便是采访搞的全文。易公是31年出生的，在读完高中后去了税局工作了几年后，再考入华中科技大学读书，因此在“大跃进”开始时是处于大四的半实习半读书状态。后来，由于家人中有烈士，他能够被分配回广州工作。但因工作之需要，要经常到外地出差。易公的夫人（即我外婆）是在乡下的农村，两人于61年结婚后，外婆继续在乡下生活。因此，易公在“大跃进”以及“困难时期”两个阶段中，足迹是遍布各省主要大城市以及江门鹤山地区乡下农村的。结合易公的体会及学生的一些愚见，大饥荒爆发有两个大原因，一个就是内部原因，另外一个就是外部原因。外部原因之一正是易公所说的中苏关系交恶后，苏联的刁难。另外还有一层就是美国对我们的封锁。记得唐德刚先生在其著作《晚清七十年》曾经讽刺过蒋介石外交手段低劣，而毛泽东更是在外交上“强不知为知”的，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土八路”。当时中国可以在美苏争霸中来个“渔翁得利”，但毛的外交政策却两边都得罪，受到两方的排斥。当然，像易公所说的那样，外部原因只不过是一个次因，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内部原因。那内部原因又是如何一层层累积起来的呢？以下便是学生的愚见呢。首先，毛过于乐观地高估了人民（特别是农民）的积极性的作用，太急于求成。的确，毛非常成功地发动起人民的积极性，对却忽视了国人（特别是农村地区）文化素质低的问题。结果引发了各地争相“放卫星”来自欺欺人以及“全民大炼钢”所制造的荒谬。或者，中国的乡村问题真的要如梁漱溟先生认为的那样，要通过振兴乡村教育，提高乡民文化素质才是改造中国乡村乃至整个中国的唯一途径。在“大跃进” 氛围的影响下，全国人民很快地便失去了理智，从下面的工人农民到上面为了升官的干部都在浮夸。而小部分处于理智的人，如通过各地军区对实地情况反映了解到真实情况的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却因为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的直言被毛打成是“右派”。就像易公所说“老老实实报反而会永世不得翻身”。造成的恶劣影响就是全国敢说真话的人以及敢揭穿谎言的人就更少了，各地干部就继续毫无忌惮地“吹”啦。可是当时是要按所报收成的数目来交公粮的，“吹”得越大，所要交的公粮也就越多。就算在实际收成正常的情况下，交完公粮后所剩的粮食也就在减少了。因此，在各地“大丰收”之际，每人交完公粮后所剩的自己的口粮却在不断减少。而且，“大跃进”期间的吃“大锅饭”，更是把原来有的积蓄的粮食也吃得差不多了。就像易公所说，每年中国都会出现一些自然灾害，这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可是由于各地都存在的“浮夸”风，以及不敢说真话的干部，这种小的自然灾害没有及时上报，更没有采取及时的措施来挽救，反而是继续“吹”，把灾害导致的歉收报成是“丰收”。结果就是，在实际收成减少的情况下，所交公粮不减反增，那么每人所剩的口粮就更离谱地少了。加上吃“大锅饭”已经把以前所积蓄的粮食吃光，于是这个地区的人就开始出现不够粮食甚至没有粮食的情况了。而那些丧尽天良怕东墙事发的干部，还禁止本地区的人外出逃荒，结果很多人就在本地区活活地饿死了。以上的这种情况开始在全国各地蔓延，结果就造成了全国性的大饥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