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语境下的“杜威”：朋友、恶魔与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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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语境下的“杜威”：朋友、恶魔与旗帜作者：芭芭拉·史古斯  单位：瑞典兰德大学 摘要文章分析了中国四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对杜威思想的接受、修正和转化：在民国时期（1912-1949），共产党在1949年取得政权之后，邓小平实施“四个现代化”之后（20世纪80年代），以及当代中国。普遍认为，杜威对中国教育的影响是巨大的。本文考察了从他1919年访华直到今天的这段时间，这种影响是怎么通过杜威自己、通过他的中间人、传播者以及批评者实现的。本文着重研究了他的某些思想是如何被接受的——而其他一些思想则被忽视或者歪曲了——从而能和每个时期的知识分子的任务相适合。通过追溯一些如“实用主义”、“儿童中心论

2、”这样的核心概念在90年间的流变，文章揭示了美国哲学家、教育家约翰·杜威，是如何成功地转化为中国化的“杜威”——中国人民的朋友，中国和马克思主义的敌人，以及现代化的旗帜。关键词：约翰·杜威，教育转化，接受过程，中国教育史*          *         *引言：杜威的流变“约翰·杜威的中国化”这个论题，是教育学西学东渐的一个典型事例，也一样是一个在转换中伴随着矛盾的过程。在杜威1919年到1921年为期两年的访华之前，产生了大量的中文文献，提纲挈领地论述实用主义教育，及其具体的教育理念。在巴里·基南（Barry Keenan）的重要著作《中国的杜威实验》（TheDeweyExpe

3、rimentinChina）之中我们可以找到杜威访华期间轶事的大量资料，可以了解接下来杜威思想如何被整合进了教育改革的争辩之中，还可以更加宏观地讨论中国的现代化1。在这样的研究背景下，我不会再介绍基南的说法。我更愿意考察杜威思想是如何在过去90年的时间里，被重新植入中国化的语境之中——从他访华前后被当做中国人民的朋友受到欢迎开始，到20世纪50年代斯大林时期，他被妖魔化为中国和马克思主义的恶魔，最后在中国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的改革开放时期，又被树立为一面现代化的旗帜。在总结部分，我会简要介绍一些近期关于杜威和教育的争论。通过对把杜威重新植入中国语境的过程的着重研究，我会揭示杜威不是简

4、单地被误读了。杜威思想研究者在阅读20世纪50年代研究杜威的文章的时候，能够通过直觉感受到这种误读2。更进一步说，杜威本人、以及杜威的著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丰富的理念和意识形态。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或热烈拥护，或强烈反对，并根据这些思想来描绘他们眼中的未来中国。这些做法或者是想象中的附会，或者有相互矛盾的成分，杜威思想就这样被歪曲了，用以支持某些观点，反对其他的观点。这些附会之处和矛盾之处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存在。从19世纪下半叶起，中国开始现代化进程的这个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些集体体验，为“实用主义”思想进入教育领域的讨论铺平了道路，也为他访华期间所受的热烈欢迎打下了基础。然而，也有另

5、外一些体验，使得中国的知识分子对杜威的观点有些警惕，甚至抱有敌意。带来好感的体验，与带来敌意的体验之间相互冲突，使得这些知识分子设想的关于中国教育任务的理念相互之间大相径庭，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又对这些体验进行了进一步的补充。这些体验的有趣之处也正是它们的矛盾之处：对杜威思想的阐释既与马克思主义并行不悖，又与马克思主义水火不容。然而，杜威思想不仅以概念化的形象出现。通过作为老师的影响力，通过指导了一大批中国学生，通过他亲自到中国长期交流，后来，又通过亲自见证了对托洛茨基的审判，他不仅被当做某种抽象的观念和理论的具体体现，而且成为了一个可以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激起钦佩、怀疑，甚至是仇

6、恨的个人形象。在进入中国之前，杜威就不是中立的，他已经在中国的精英阶层中有了预先存在的人际关系和意识形态盟友。他和中国朋友以及译者之间关系非常密切，以致于有时候很难分辨到底是谁在与读者交谈：是约翰·杜威，通过他的中文译者在和读者交谈，还是中文译者——一些教育领域的巨擘——顶着杜威的名头在和读者交谈呢3？因而，凭借着一面交织着集体体验与新旧体验的棱镜，凭借着杜威个人和某些中国译者的结盟，杜威的思想逐渐被国人所接受。这面棱镜也能折射出另外一种维度：杜威的思想不仅仅是得到了文化迁移，他也不仅是在文化迁移中的在场者；杜威相信，他的思想大部分都可以迁移到其他文化中去4，尽管杜威深知社会变革的实质—

7、—例如民主运动爆发的原因——是“来自内部”的5。对他而言，他的观点——以及他的使命——无一不和美国这个国家相联系。“我们需要复兴先辈的激进信念，也即美国的宏伟构想，并且给这种观念增添一种热忱的信念，这种信念认为我们有能力领导世界，去发现这种观念作为一个未来福祉的模型有何意义”6。杜威对于美国民主的传统潜能的信念，和他在中国的追随者们的意愿不谋而合。这些追随者们愿意寻求明显不同的民族传统：首先就是民主与科学。在1919年，杜威来华恰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