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打架就能当县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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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专业最好文档，专业为你服务，急你所急，供你所需-------------?“会打架，就能当县委书记”盛洪本文标题中的这句话并不是我的意思，而是从最近流行的一位县委书记的“名言”中引伸出来的。这句“名言”就是：“不强拆，你们知识分子吃什么？”翻译成严肃的语言就是：“如果不使用暴力，就不能创造财富。”岂止知识分子没的吃，大家都要受穷。这样说有道理吗？恰恰相反，“强制”和“暴力”的反义词——“自由”和“自愿”才真正能够创造财富。实际上，价值的多少取决于人们内心的判断。除了人们自己的表达，其他人是无法知道的。表达的方式，在市场中，

2、就是讨价还价；在公共选择中，就是投票。当一个人认为一桩交易划算时，就会表示同意；否则就会反对。因此，“同意”在经济学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一个双方或多方都同意的交易，意味着没有一方受损，至少有一方获益。这种交易比强买或强卖的“交易”要能创造更多的财富。所谓“强买”“强卖”，就是至少一方并不“同意”，却被迫成交。这意味着至少一方会受损，因而很自然，要比各方皆大欢喜的交易效率要低。推广到全社会，自由自愿的交易越多，社会就越富裕。道理很简单，既然一个双方都同意的交易要比至少一方不同意的“交易”能创造出更多的价值，显然前一种交易越多，创造的财富也越

3、多。自由自愿的交易还有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自发形成一个价格体系，用来指导资源所有者将资源投入到不同产业领域中去，形成资源的最佳配置。再进一步，由于众多交易形成的竞争压力，会导致分工深化、技术创新和制度演进，更提高了创造财富的效率。与之相反，如果一个社会中存在众多强制性的“交易”，就会扭曲价格体系，并且妨碍分工深化、技术创新和制度演进。如此看来，强制性的暴力倒是导致贫穷的原因。实际上，在今天的中国，有关财富原因的这些议论只是常识。这不仅由于经济学知识的普及，而且由于中国奇迹铁一般的事实。三十多年的改革，就是一个强制性“交易”（计划指令）不断减少、

4、自由自愿的交易不断增加的过程。而有关财富产生的原因，我们知道，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的全名叫《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他告诉我们，社会的繁荣是自由自愿的交易所至。到后来，詹姆斯·布坎南教授将这一观念提炼为“一致同意原则”，即各方都同意的一个决定是最好的决定；并上升为一种政治原则。他说，“一致同意原则是帕累托最优的政治对应物”。换句话说，这是保证经济效率的政治原则。当然，市场有失灵的时候，这才是政府存在的原因。然而，正是这种微妙位置，才对政府有较高要求。第一个要求就是，知道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这首先要求承认市场是人们创造财富的最基础性的制度

5、，而不能随意干预。第二个要求才是知道政府边界内的事情。但组成政府的人并非超凡入圣，并且政府因其拥有公共暴力资源而在其它制度面前具有强势，经常会越出边界；因此一个社会才需要有一种机制，既发挥政府的作用，又约束它不要越界。在传统中国，对政府的外在约束相对较弱，对之加以补救的是以儒家与道家为主流的政治文化传统。这一传统认为，公共治理的最高境界是“无为而治”，“顺其自然”，等而下之的才是“因势利导”。所谓“无为”是政府无为，百姓才能有为；所谓“自然”就是人的趋利避害的本性，以及由此驱动的自由自愿的交易。孔子说，“----------专业最好文档，专业

6、为你服务，急你所急，供你所需-------------?----------专业最好文档，专业为你服务，急你所急，供你所需-------------?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即言自然秩序本身就会带来良好结果。所以儒家在传统上主张“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和“不与民争利”，都是在劝告政治集团要将强制性减到最低，反而会产生“大治”的结果。当个别情况下市场失灵，民众的自由意愿不能合成社会的最佳结果，政府才要出手。但这时对政府的要求就是“惠而不费”，即成本要低，效果要好。这就需要“因势利导”。即借助人们的自利本能，对外部条件稍加调整，改变人们进行计

7、算的经济参量，就能达到引导人们的行为合成社会最佳的目的。这就如一个高明的艺术家在材料上稍加雕琢，就成就一件艺术品一样。例如自由自发的交易有一个前提，就是明确界定的受保护的产权。但这不是分散的个人能够做得很好的事情。如果每个人自己保护自己的产权，效率相对较低，因为不仅缺少规模经济性，而且不同的人之间又会互为威胁。由于人与人之间在暴力资源拥有上并不相同，会导致弱肉强食的结果，甚至会产生暴力的竞争。在这时，政府提供保护产权的服务就大大提高了效率。其结果就是显著降低了自由自愿交易的费用。由于财产的归属没有疑义，由于人们不再担忧自己的财产无端受到侵犯，

8、由于政府对产权的保护给人们以长远的稳定预期，人们就会减少互相猜疑和防范成本，因产权所有者不确定而产生的谈判成本，出现纠纷无法公正裁断的成本，为防止意外丧失产权而不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