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史华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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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何理解“史华慈问题"?}任锋对于史华慈先生，国内学界并不算陌生。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起，他的几部代表作就陆续被译介进来。随着近年《史华慈论中国》、史华慈学谱))、《史华慈与中国))、《思想的跨度与张力——中国思想史论集等相关论著的密集面世，也为我们深刻了解史氏的思想与学术提供了更便利的条件。有鉴于此，((读书》二oo九年第七期与第十一期上两篇有关“史华慈问题”的文章(分别为赵瑞广先生的《“史华慈问题”：中国思想史上的那块天花板》和高王凌先生的《怎样看待传统政治理念》)就愈发凸现出这样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在面对“拿来”的汉学精品时，如何使它们从供人谈引的话头转化为开启自身智慧的

2、资源，从而使我们深入检讨以往学术言说方式的缺陷，避免入宝山而空手归的徒劳往返?上述二文虽然由“史华慈问题”引发，却都存在一个关键的论证缺失，即如何在史华慈自身的视野中把握该问题的复杂内涵。在这个缺失下，作者的各抒己见难免落人一个过往我们相当习熟的论域，围绕传统中国政治的王权专制问题重复着新义匮乏的言说。这一点在赵文中尤其突出。因此，首要的问题就是，所谓“史华慈问题”的丰富内涵是什么?史华慈是如何提出并探讨这个问题的?他的研究为我们带来了何种启示与警醒?以独特路径进入提问的状态，在柯文(PaulCohen)等人看来是史氏学术的关键法门。只有把握这一点，我们的讨论才会更具有相关性

3、，并将探索推进纵深。赵文依据(《中国政治思想的深层结构》一文颇具概括力地指出“史华慈问题”的重要性。的确，这个问题构成了史华慈晚年学思探索的中心关切之一，是如何理解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政治秩序这个大论题的重要方面。除了上述短文，(《政治秩序在东亚社会的主导地位》、中国文18化中的等级、身份与权威等更具代表性的论文皆是围绕此问题而发。以这几篇论述为基础，可以发现史华慈问题远非用王权专制可以概摇首先，史华慈指出中国思想中关于政治秩序的观念存有一个深层结构，它包含了神圣位置与个人品质这两个富于张力的方面。这两个方面实则涵盖了我们熟知的政一教、王一圣关系，或者说政治权威与精神一伦理权威

4、的关系。对于二者在改变整体社会上的重要性，该结构并没有一个最终的论定。其次，在二者之间可能形成的多样关系中，一种密切结合的形式是政教合·。而这乃是一种规范性理想，甚至可以说是近乎乌托邦的世界观。换言之，政教之间更常见的是一种紧张甚或冲突的关系状态。第三，无论是在周代封建社会还是秦汉以后的帝国文明，这个政治秩序及其理想原则都具有中心性与重要性。该结构对于社会的每一个方面都有管辖权，而这种全面管辖权并不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极权主义(或日专制主义)。明确了以上诸点，史华慈才进一步追问，儒学代表的中国思想传统面对这个深层结构为何没有能够提出有力的挑战或者替代性的构设?为什么在清醒认识到

5、上述理想结构的局限时“仍旧依附盘旋于其中”?而这个追问连带着的一个更为重要的议程是，现代人在中西交会中应该如何评介这个政治思想传统?这表明，史华慈并不急于用一些笼统的纲要性概念对复杂历史现象做一个盖棺论定，而是首先着重将此一现象的丰富思想史涵义尽可能周全精到地展示出来，然后再放到现代政治文明的语境中加以审慎的评解。这与我们所习见的受激进意识形态支配甚深的学术言说方式大有不同。对于这种不同，我们可以先透过其学思历程中问题意识的形成来窥探机要。当然，问题意识端赖于史氏深厚的思想信念，比如林同奇先生揭示出的保守犹太教派(ConservativeJudaism)对史华慈传统观的影响，

6、这里无法详述。细读史华慈学谱》，我们发现，在该问题成为他晚期的中心关切之前，有两个方面的因素推动了相关问题意识的成型。一方19面，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和((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这两部代表作的推出从不同侧面提供了思考动力。前者中的“毛主义”研究范式引发了与魏特夫(KarlWittfoge1)的激烈争论，这促使史华慈要对所谓的“东方专制主义”或极权主义说进行一番完整的探讨，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诊断中国思想传统与现代极权主义之间的联系。这个学术志愿自上世纪五十年代晚期确立，透过之后关于中国古代文明的讲座、与学者的通信屡有体现。直至晚年，魏特夫关于东方专制传统的论述都是史华慈

7、不断对话、批判的学术对手。而一九六四年成书的严复研究则显示，透过严复关于孟德斯鸠之政体说的抗解，对于不能将中国政治传统简单地划定为君主专制的理想型，史华慈当是了然于胸的。另一方面，自六十年代末起至七十年代末，随着史华慈逐渐沉浸于中国思想传统的研究，一系列重要论文的发表展示了他后期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基调。其中，对于思想史和政治史的辩护、关于传统和现代研究模式的局限、关于轴心时期的超越问题，都传达出他对于传统思想全方位多维特质的高度自觉、对于传统与现代之间多重辩证关系的开放视野。从七十年代末起，对于东亚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