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于自杀，终于“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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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始于自杀，终于“自我"海青清末民初，一位苏格兰长老会的传教医师在中国东北行医，后来将自己的见闻感受写成一部回忆录((奉天三十年》，在这部书中作者大为感叹导致中国人自杀的原因与西方截然不同，他见过一个富人和一个穷人因为地界纠纷打官司，富人用钱收买了官员，所以胜诉。但第二天穷人家的一个儿子就在富人家门口自杀了，富人处境非常狼狈，只好付给穷人家一笔可观的赔偿金。没想到这件事刚过，穷人的又一个儿子在富人家门口自杀，并在死前请来很多证人向他们说明自己自杀是因为富人恃强霸占了自己家的土地，这次穷人要求更重的赔偿，富人只能照办。付钱过后一个月，穷人的第

2、三个儿子又照此行事，结果第三次付赔偿金让富人破了产，变得比他的对手还要穷。经过这件事，这家穷人获得了全村人的尊敬，家族威望陡增，再也没有人敢欺侮他们。作者杜格尔·克里斯蒂(DugaldChristie)写道：“在中国，人们自杀不是因为厌倦生活，也不是因为想从耻辱或悲伤中解脱的怯懦想法，而是因为不可遏制的愤怒，或者他知道他的死会陷对手于不义。”这种想法出于一位西方人旅居中国的经验，却和一位研究者的结论不谋而合，在玛格丽·沃尔夫(MargeryWolf)关于中国女性自杀的论文中，她提出了同样的问题：“自杀行为和中国人的许多其他行为一样，不仅仅

3、是一种个人行动、自身绝望的表示，更是一种指向他人的行为。⋯⋯西方人对自杀通常的设问方式是‘为什么’，但在中国，人们可能更关注‘谁?谁逼她自杀的?谁应该对此负责?”所以对于女性，造成自杀的强烈动机可能是复仇，“死亡并不仅仅是苦难的结束，还带来权力，这是一种方法，使折磨她的人受到惩罚”。让两位研究者惊讶的是，对于中国人，甚至连自杀都不是一种主体32性行为，自杀者对死后效果的期待超过了求生本能，在这个意义上，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终点，反而让弱者的生命焕发出特殊的光彩。历史中人常问这样的问题：“自杀是否怯懦?”“用生命做更有意义的事情不是更好吗?”但

4、在这样的设问中，必须假定存在一种更高价值值得为之去“生”，否则，即和民间常说的“好死不如赖活着”没什么两样了，而在许多语境中，生之价值未必是不可质疑的。“未知生，焉知死”，欲理解历史中的那些死者，必须探究他们的生活情境，这也是为什么我在对自杀的考察中，无法以自杀行为本身作为讨论的边界，就研究的兴趣和取向而言，对人生态度的考察逐渐取代了死亡主题。绝大多数时候，在生与死之间进行理性考量，后者的理由永远不够充足，自杀只能是一种“短见”。而在真正严酷的政治环境中，自杀会被禁止，因为秩序被认为是必然正义的，自杀只可能是罪恶的，自杀昭示着拒绝被秩序同

5、化和改造，因而更加卑劣不可救药。与此相同．的另一种思维逻辑是，在不公平的社会中一定会有自杀，换言之只有建立起一个完美的人间天国，所有个体苦难都将不药而愈，人们从此以后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用理性审视这些说法都会觉得不堪一击，但事实是它们不但来源于历史，而且在特定历史语境中令人信服，具有深厚的感召力。中国革命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末世观的胜利，它以对未来的构想抚慰人们对现实的感受，砥砺意志，引导行动，因此，“用革命来代替自杀”的说法在历史中可能是非常真诚的。革命要求某种超越现实之上的信念，想象中的革命总是与坚毅、勇敢、奉献、自我牺牲等优秀品质相关，

6、革命叙事中的主体也被设定为相对纯洁、高尚，这是青年在其中发挥作用的重要原因。在现代中国一个世纪的历史中，革命一直是最重要的具有教化与净化功能的价值符号，其迷人之处莫过于暴力和苦难可能换来的美好前景，以及个体价值生华为全人类解放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包含了大量的可疑成分，革命的符号功能长期以来无可替代，甚至敌对的国共双方借33以动员的方式都如出一辙。在今天即使最优秀的青年也只是在老人政治下亦步亦趋的一群，用整个青春时代来学习规范、世故和如何中规中矩地生活。只有在革命时代青年才有可能成为主体并释放能量，青年之死必然被纳入各派政治势力预谋的话

7、语结构中赋予意义，是被黑暗现实压迫还是被危险理想所误导，答案总是随着政治力量的消长而争论不休。正因为自杀常常有所指向，知识人又经常以激烈行为和反常举动——包括自杀、自残、自我封闭、自我放逐等等——来表达对外界政治的不满，贪酒好色等放浪生活方式在特定时代反而会获得一种道德优越l生。我们难以真正理解那些发生在理性不规则时刻的言行，但在历史中却不能不面对非理性的存在及其蕴含的价值与能量。徐锡麟曾说，“革命是人人做得到的”，这里的“革命”指的正是由非理性激情引发的献身精神。当意识形态话语机制尚未建立的时候，革命首先以全面打破社会伦理秩序的面相出现

8、在常人的视野中，人们对革命者以“激烈派”称之，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个事实。平常被压抑的非理性激情有可能通过正当途径得到释放，毫无价值的意气用事和慷慨激昂的英勇献身之间的界限并不分明，而且很容易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