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失本三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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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译界之大恩人”道安翻译思想新探作者：潘佳宁    文章来源：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点击数：76    更新时间：2010-4-24   被梁启超推崇为“译界之大恩人”的东晋佛经翻译大师道安，在翻译界一直被归入直译派风格的翻译家；但通过考证相关史料，及分析其“五失本，三不易”理论，其译风应该是意译。作为高僧的道安，广布佛法，制定戒律，梳理典籍，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推入一个新的阶段；作为佛经翻译家，道安组织、参与大量译经活动，首倡“五失本，三不易”的翻译理论。其译著对佛学在中国的传播影响深远，其“五失本，三不易”翻译理论对后来译经具有指点迷津、拨云见日之功绩，故梁启超在其

2、《翻译文学与佛典》中说：“虽未尝自有所译述，然苻坚时代之译业，实由彼组持。苻坚之迎鸠摩罗什，由安建议；四《阿含》《阿毗云》之创作，由安组织；翻译文体，由安厘正。故安实译界之大恩人也。”可见，道安翻译思想及其译著对中国翻译理论影响之大。但是纵观国内翻译界对其译风的评价，绝大多数认为道安译经基本采用直译，以致于很多人误认为之所以鸠摩罗什的译风为“新译”，是因为道安仍属于译经第一阶段的直译。虽然单根据有限材料便断定其译风犹如“窥一斑以见全豹”，难避片面之嫌，但我们还应首先弄清楚为什么有那么多推断道安属于直译的论述呢？可能原因有二：在慧皎的《高僧传》和僧的《出三藏记集》中，有关道安译经方面的

3、记载很多。而由于《高僧传》是以人物传记的方式分别介绍诸位高僧，个人的、片面的、武断的观点在所难免；而《出三藏记集》是介绍佛经典籍的经录，同时也收录了许多经籍的序，自然也会流露出作序者某一特定时期的观点。恰恰是这些观点在很大程度上误导了我们。误导一：在《阿毗昙序第九》中记载了这样一段话：“其人检校译人，颇杂义辞，龙蛇同渊，金共肆者，彬彬如也。和怫然恨之，余亦深谓不可，随令更出。”根据这段记载，《阿毗昙》是由僧伽提婆背诵，佛念翻译，慧力、僧茂记录的，但是在翻译结束后校稿时发现其中夹杂了不少僧伽提婆的解释。法和“怫然恨之”，余“亦深谓不可”，于是又经过四十六天的修改，删除了其中的解释。后人

4、认为由于道安主持译场，所以应该是由道安首先反对掺杂个人解释，因此推断道安属于直译。尽管这段文字中没有明确提及道安，但是道安当时确在译场。根据《出三藏记集》记载，此事发生在建元十九年，即公元383年，正符合道安长安译经的时间段（建元十五年道安到达长安———建元二十一年道安在五级寺逝世）；且文中提到道安的同学法和，是在道安在建元十八年（382）去邺都祭拜先师佛图澄时，与道安会合，并同回长安的，所以当时道安确实在译场。但即便道安在译场，他是否真正主持、决定场内一切事务呢？我们从《高僧传·晋长安昙摩难提》中的几句话似乎可以找到答案。“坚臣武威太守赵正，欲请出经”；“其时也，苻坚初败，群锋互起

5、，戎妖纵暴，民流四出，而独得传译大部，盖由赵正之力”；“（正）乃愿欲出家，坚惜而未许”。可见，当时受统治者信任、首肯的，且主持译场的是太守赵正，而非道安,加之当时被修改删除的是僧伽提婆解释部分，与直译意译范畴相距甚远，所以不能以此片面地判断道安反对意译。误导二：《出三藏记集——鞞婆沙序第十五》中还有一段关于译场的记载也可能误导我们：“赵郎谓译人曰：‘尔雅有释古、释言者，明古今不同也。昔来出经者，多嫌胡言方质，而改适今俗，此政所不取也。何者？传胡为秦，以不闲方言，求知辞趣耳，何嫌文质？文质是时，幸勿易之，经之巧质，有自来矣。唯传事不尽，乃译人之咎耳。”赵正认为只要让读者明白佛经中的内容

6、，就没必要嫌弃译文没有文采，属于主张“质直”的观点，而道安就此也表示赞成“斯真实言也。遂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时改倒句，余尽实录也。”《出三藏记集》于是按照原本逐字翻译，力争不遗漏只字片句，除了个别倒装句调整语序外，其他皆按照原文一字一板地翻译。因此后人根据“遂案本而传”，认为道安支持赵正的直译主张，也就自然将道安归为直译了。其实道安并非毫无保留地苟同直译，而是“时改倒句”，保留了译文需要符合汉语习惯的独自见解。除以上两段引证外，还有很多此类史料，如“诸出为秦言，便约不烦者。皆葡萄酒之被水者也”，《出三藏记集·合放光光赞略解序第四》中“光赞，护公执胡本，聂承远笔受，言准天竺，事不

7、加饰。悉则悉亦，而辞质胜文也。”不再赘述。后人根据诸如此类片面的看法，便将道安译经归为直译显然不妥。先于道安的佛经翻译，属于佛经翻译第一阶段。由于此阶段译经僧人大多来自西域，入华后才开始学习汉语，如安世高等人，未谙华语之质，且对本土文化了解有限，译经又诚惶诚恐，唯恐读者误解佛旨，有悖经意；加之翻译经验不足，对梵华语言句式、文法方面各自特点了解匮乏，翻译中自然捉襟见肘，不能兼顾达意和文采，只能采用逐字译，导致大量直译译本流传。如对道安影响深远的安世高，其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