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维辛与西方文明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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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二战”结束后，世界各种语言都增加了一个新的语奥斯维辛与西方文明的困境词：种族灭绝。从此，德意志民族也背负着战争罪责和人道主义罪行的双重罪责。尤其是种族灭绝的人道主义罪行，是压在德国人心头的一个十字架；虽然一个甲子已过，但是其影响及后遗症却远未消失。六百万犹太人的孤魂以及集中营里不成人样的囚犯的形象向全世界、尤其是西方提出了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在西方的文明世界里，这样的暴行何以发生又何以可能?一个高度文明化的民族何以犯下如此可怕的罪行?奥斯维辛也成了大屠杀、种族灭绝的代码，关于奥斯维辛的研究绵绵不断，各种解释纷纷问世。德

2、国社会学家诺伯特·埃利亚斯的(《德国人研究德国十九和二十世纪的权力争斗及习性发展》(NorbertElias：StudienrdieDeutschen：Machtk~mpfeundHabitusentwicklur~un19．und20．1ahrhundert，Suhrkamp，F／M，1990，以下简称《德国人研究》)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给出了颇具说服力的解释。李伯历史上，种族之间的仇杀并不罕见。就屠杀犹太人而杰言，沙皇俄国和波兰也都曾发生大规模的屠犹事件。屠犹事件暂且不论，土耳其也曾大规模屠杀亚美尼亚人，上百

3、万亚美尼亚人死于土耳其人的屠刀之下，其规模也令人发指。远的姑且不论，一九九四年，卢旺达的胡图族人对图西族人发起了种族灭绝式的大屠杀，据报载，约有八十万至一百万图西族人被杀害。前南斯拉夫也曾发生过“种族清洗”。在列举了上述几个事实之后，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历史上屠犹的例子亦比比皆是，种族屠杀也并不鲜见，为何唯独奥斯维辛会引起特殊的关注?作为一个个案，上世纪六十年代对纳粹战犯艾希曼的审判为何会引起特殊的关注?以艾希曼案件为例，从这个案件似乎可以一叶知秋，剖析出事关文明、尤其是西方文明的根本问题。这就是，奥斯维辛是历史上的一个特例

4、，还是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事件?关于民族社会主义及第三帝国，一般的解释都视之为一个特例，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大都倾向于把它解释为德国历史对西方价值体系的一次偏离。自由派认为，希特勒的民族社会主义是西方文明躯体上的一个毒瘤，其行径不啻为精神病人的病态表现，与西方文明的规范大相径庭，作为西方文明的卫道士，是西方国家战胜了德国这个背离西方的尤物，确保了西方文明的大厦于不倒。德国的许多保守阵营人士则认为，德国历来属于西方文明世界，德国历史的发展并未出轨，奥斯维辛只不过是德国历史的一次“事故”：“我们德国人似乎由历史所规定，注定要进

5、行种族灭绝。没有人敢于哪怕只是想一想，希特勒不过是德国人中一个反社会的偶然事件。”(MathiasMatussek：WirDeutschen，Fischer，Frank—furt2006，S．14)德国右翼理论的目的很明显，通过特例论，可以淡化乃至消除德国的人道主义罪责，他们认为大屠杀并非德国人的首创，而是有先例可循。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德国的“史学家大论战里，德国右翼史学家举出许多例子，说明大屠杀并非是德国人的专利，如斯大林时代的大清洗便是纳粹大屠杀的榜样，使纳粹得到了一个启示，即可以通过肉体消灭的手段来彻底消除意识形

6、态不同的形势，以确保内部的安全。纳粹不过是从苏联得到的启发，纳粹建立集中营的想法也是来自斯大林时代苏联的劳改营。在这种种解释中，特例论显然很受欢迎，因为西方的整个价值体系的合法性不证自明、不容置疑。既然是“特例”，奥斯维辛就不会重复。而埃利亚斯认为，奥斯维辛并非一次“事故”，而是具有普遍性。按照埃利亚斯的思路，特例论的解释是令人愉悦的，因为这种解释可以让我们确信，类似的事情、这样的野蛮的大爆发不会重复。在他看来，特例论的解释固然可以给人以慰藉，但是其阐释力极其有限：“我们时代的6l许多事件都指向这个事实：即民族社会主义也

7、许是以特别极端的形式揭示出当今社会中存在的种种条件，二十世纪中行为和思维的种种倾向。诸如此类的倾向和条件在其他地方也可以找到。”(《德国人研究》，393页)。如果再把这个“特例”的范围缩小，仅仅视之为德国历史的一个特例，只是“与众不同的”德国人的一个“与众不同的”罪行，则西方的道德体系就更加安全。因为既然只是德国的“特例”，那么在“文明国家”里，诸如奥斯维辛的野蛮行径就不会出现，“文明国家”尽可以“冷眼向洋看世界”。如此看来，奥斯维辛之发生，实则只是一次偶然，西方文明的大厦巍然屹立。而埃利亚斯所看到的显然更加深刻，他所要

8、求的显然也更多、其难度也更大。他并不把奥斯维辛简单地视为一个特例，而是要在二十世纪西方文明存在的社会条件中探寻，到底是什么社会状况有利于纳粹的产生?是什么社会条件有利于诸如奥斯维辛之类的野蛮行径的产生?埃利亚斯指出，奥斯维辛尽管是西方文明在二十世纪最大的一次倒退，但绝不是唯一的一次文明倒退，其独特性在于奥斯维辛只是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