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汝纶未允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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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2006年9月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Sep.2006第25卷第5期JournalofAnqingTeachersCollege(SocialScienceEdition)Vol.25No.5吴汝纶未允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考徐伟民（安庆师范学院人文与社会学院,安徽安庆246011）摘要：长期以来，研究者均认可吴汝纶当年应允出任了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一职。据笔者考证：吴汝纶并未应允就聘；吴汝纶并非以总教习身份赴日本考察学制；吴汝纶未应允就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其个人、家庭的特因，更

2、有国家教育体制的共因。关键词：吴汝纶；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张百熙；教育体制中图分类号：K82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73（02006）06-0068-05长期以来，史学界众口一辞地认定吴汝纶应请，吴汝纶的态度是辞意已决，固辞不就。为达请允出任了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之职，仅举数例为吴汝纶出山之目的，张百熙两次登门相请：第一证。《安庆文史资料》（总第15辑）载李相王圭、张汝次在1902年1月16日（辛丑年十二月七日），第娴《李光炯先生的一生》一文认为：“1902年，清政二次在1月18日（辛丑年十二月九日），其间相府

3、派吴先生赴日本考察教育，⋯⋯回国后，吴氏隔1天，张百熙从“面请”到“坚请”乃至“拜跪以在北京创办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并任请”，吴汝纶始则“面辞”，继则“固辞”，最后还是抱定“顾吾退已久，势难为尚书再出耳”[3]14之志。总教习”。《安徽近代史》：“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吴汝纶）出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1]。郭建荣“尚书”指吏部尚书张百熙。张面请不成，并未作先生《北大校史拾零考辨》一文也认为：“张百熙罢，乃奏闻于朝。此即《清史稿》所载“百熙奏加冀州知州吴汝纶五品卿衔，总教大学”[4]12441。而吴汝奏请朝

4、廷加封吴汝纶五品卿衔，出任大学堂总教习一职。吴辞谢未应允，后张百熙备办好五品卿纶也两次听说此事。第一次在1902年2月13衔的官服官帽⋯⋯亲自登门拜访，吴感其诚，应日，“闻张冶秋尚书已奏荐”；第二次在2月15允了出山，并要求出洋考察学务。”[2]笔者无意去日，“闻张尚书奏荐为学堂总教习，批旨赏五品卿考证以讹传讹的“始作俑者”。历史的真相是：无衔”。两次他都表示了不就总教习一职的志向，论张百熙如何相请，吴汝纶始终未承诺出任京师“将终守吾志不改”，“吾不敢就”。在张百熙看来，大学堂总教习之职；吴未允聘的原因是多方面上奏朝廷是

5、深思熟虑之举，“筹之烂熟，乃上闻于朝”[3]15。意图通过一道谕旨“逼”吴汝纶就范，吴汝的；世人以为吴汝纶以总教习的身份赴日考察学制，实则是对历史的莫大误会。纶纵然胆大包天，也不至于抗旨不遵。对此吴汝一纶作何感想呢？1902年2月18日（壬寅正月十一清末“新政”之际，张百熙被任命为管学大臣日）的《谕儿书》表明了他的态度，“乃张冶秋尚书受命恢复重建京师大学堂。张走马上任伊始，即不通商量，遽行奏荐，恐吾再辞，渠之奏为卤莽，因允暂不言辞”[5]409。这种评论自然只能在家书中痛下杀手，将专横渎职的原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美国人丁韪良

6、辞退，并内定“桐城派”后起之秀的吴提及。通过上奏，张百熙换来了吴汝纶“暂不言汝纶为大学堂总教习的最佳也是惟一人选。然对辞”的允诺。吴已两次面辞，若再辞，极有可能使总教习一职，无论是张百熙亲自登门面请（包括张百熙间接遭弹劾，吴不愿张代己受过，故“拟暂当面跪拜以请），还是向朝廷奏荐，或是他人劝不言辞”。但吴汝纶同时声明，自己最终是否接受总教习之职，“当视章程中总教习职事如何，内度收稿日期：2006-06-26基金项目：安庆师范学院重点科研项目（2003yw206）。作者简介：徐伟民（1960-），安徽太湖人，安庆师范学院人文

7、与社会学院副教授。第5期徐伟民：吴汝纶未允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考·69·材力能堪与否，再议辞受”[5]265。对他人劝就，吴汝的身份赴日的。他最早提出东游计划为时在1902纶的态度亦非常明确。1902年1月14日，汪立元年3月14日（壬寅二月初五日），在这封家书中(后任大学堂杂务提调)告知吴汝纶，张百熙欲聘他写道：“则拟为尚书往游日本，一访各学校规其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亦辞之”[3]14。1月26制，归告尚书，以备采择，则可为也。”[6]411东游考日，他又听说“肃王见吾莲池诸生，将代张尚书劝察学制属吴汝纶主动请缨而为

8、，其东游意愿是委驾，必以学堂事见委。吾老矣，实不能胜京师大学托陈伯平转告张百熙的。1902年3月16日（壬寅堂之任，仍守吾志可也”[3]14。1月27日，侍郎胡云二月七日）日记这样记道：“吾前托陈伯平转告张楣又“为张尚书劝驾再三，譬说终不敢许，告以稍尚书，请往日本一访询学堂规制，以答此爱注之有自知之明，非敢故作声价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