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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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摘要在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加快赶超发达国家的发展进程，我们强调的是“有水快流”，想尽各种办法增加资本投入和利用资源来为经济增长作贡献。由于初期资源不存在紧缺，这种主要表现为由大量要素投入驱动的“粗放型”增长，的确使得中国经济实现了长期高速增长以及部分居民的生活得到了明显改善。但当经济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这些看似充裕的资源事实上已经满足不了我们长远发展的要求：这些看似提高效率的体制创新也越来越不能适应人们对社会公平和谐发展的要求。赶超型的经济发展思路几乎左右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经济的走向，如果说此前增长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和矛盾可以通

2、过高投资、高速度得以弥补的话，那么到了今天，即便是经济的高速增长也很难再掩盖因发展方式问题而长期遗留下来的种种顽症，并且成为阻碍经济进一步健康发展的桎梏。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我国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矛盾进一步凸显出来：投资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一些地方“三高”产业非但未遏制反而呈现抬头趋势、一些行业产能过剩问题日益突出、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能源和资源消耗过度等等。如果再不加紧解决高增长中的低效率、经济发展方式粗放这个主要症结，将来付出的代价就会越来越大。到了这个关键转型阶段，关于中国经济增长是否具有可持续性问题的讨论再次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

3、，若继续延续过去30年工业化发展的“老路”，未来中国经济高增长是否还能维系?本文即围绕这一问题展开讨论。论文在厘清了国内外关于经济可持续增长理论与经验研究的基础上，将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实际特征相结合，立足于三条主线的研究，即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和动力、中国经济高增长模式的判断，以及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预测。着力对这三条研究主线的分析实质上是分别回答了中国经济“是什么”、中国经济“怎么样”和“为什么这样”，以及未来中国经济“应该怎么样”的问题，从而真正能够更为全面、准确地把握中国经济未来可持续发展方向问题。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结论具体如

4、下：(1)中国经济增长的卡尔多(Kaldor)“典型化事实”检验。文章依据卡尔多归纳出的经济稳定增长具备的六个方面“典型化事实”，分别对中国经济增长中的特征进行了对比检验。实证检验发现，中国虽然在劳动生产率和资本一劳动比率变化规律上有着与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相一致的一面，但也包含了相背离的一面。诸如，资本收益率非稳定增长而是呈下降趋势，资本—产出比率以1994年为分界呈现两分阶段，以及国民收入中的劳动、资本份额分别呈现递减和递增趋势。对于中国经济增长中的非“典型化事实”特征的分析将引出全文问题核心和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探讨。(2)中国经济增长模型的

5、构建和经济增长源泉的核算。论文将中国60年的经济历程进行分段，针对不同阶段历史进程的特点选择不同生产函数模型进行计量回归，解决了中国经济增长事实与增长理论模型相洽性问题。分阶段经济模型实证表明：从1952～1977年间，新古典增长模型较为合理地拟合了中国经济增长，而从1978～2008年间，扩展的人力资本第1页上海交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外部性模型更为合适拟合中国经济增长路径。如果考察全周期1952～2008年，有效劳动力模型又将得到更优拟合结果。无论有效劳动力或是人力资本外部性模型最终测算出的结果都表明，中国经济增长主要驱动力是依赖投资增长，科技

6、进步率的贡献并不高。非但如此，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自1994年后呈现迅速下降趋势，TFP增长率由1978～1994年平均1．903％下降到了1995～2008年均一0．273％的水平。(3)关于中国“高投资、高增长”模式的判断和分析。既然是高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那么重点将从投资效率和增长质量入手讨论该模式如何?论文从四个维度考察了高增长模式的质量和效率：①从通过TFP增长率构建的集约化指数看，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自1994年开始发生逆向转变，不再是向内涵型增长方式转变，而是朝着粗放型增长方式转变；⑦从投资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关系看，我国投资效率

7、(用资本生产率衡量)1993年后就开始持续下降，1997年以后更是下跌至负数，这与TFP增长率变化趋势相一致。这说明1997年之后的经济增长更多是依靠资本投入不断增加来弥补投资效率不足，这样的变化趋势会使得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高投资驱动，而在缺乏配置效率改善和技术持续改进条件下，经济增长源泉终将枯竭。同时发现，资本生产效率的增长率与资本深化之间存在“倒U型”规律，并且1997年以来资本深化率已远远超过最优临界值点，预示着资本积累出现过度现象；0从国民收入分配的角度看，当资本生产率长期小于零时，为缓解资本收益率的下降趋势，在国民收入分配时就只能不

8、断压缩劳动份额，我国的劳动份额十年来以降低约10个百分点；④从支出分配的角度看，我国资本生产率增长率长期为负数是进一步促使支出向储蓄和投资偏移的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