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应该信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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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强国家必须同时是一个负责的国家，必须在强监督之下运作。面对冲突的利益诉求，国家治理的重构必须解决利益代表的问题。事实上，由国家去代表所有社会群体相互矛盾的利益是很困难的。国家应该信任社会，在制度上承认各种社会利益群体合法组织起来的权利，以防止某些社会力量在抗争中演变成反国家的力量。其次，应该建立正式的制度，将各种社会力量的利益诉求纳入法治的轨道进行规范，让各个利益群体在一个公平、公开的程序中表达自己的利益需求，达成共识，达成妥协，然后再把它转换成政策，这样社会就会比较稳定，进而产生出对国家的信任。经过30多

2、年的改革开放，今天中国处于转型的十字路口。对于中国的转型，有三种主要观点：崩溃论、适应论和平衡论。“崩溃论”认为，在“后冷战时代”，由于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变迁带来的挑战，中国将会在不远的将来崩溃。与此相反，“适应论”观点认为，中国比较成功地适应经济社会变迁并重构了国家治理制度，国家制度的理性化程度已大大提高，并随着各种问责制的建立，国家开始变得比原来更负责。这两种观点均受到质疑。“平衡论”的观点则认为中国政府探索了一种“适应”的战略，比较成功地适应了变化了的经济和社会，但国家重建仍然面临不少挑战。中国的国家治

3、理制度虽然已经成功适应了市场化的逻辑，但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市场经济发展引发的社会问题开始浮现，并逐渐严重，激发出各种中国版本的“社会自我保护运动”。这就对中国的国家建设形成了新的挑战。在此之前，中国的国家重建主要是在市场化运动这一单向运动的推动下展开的，进入新世纪后，国家重建就不得不在这个互相冲突的双向运动的张力中展开，并需要在其中达致一种艰难的平衡。胡锦涛总书记在新年后提出了“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八点意见”，实际上就是对这种新挑战的一种应对。国家成功应对了市场化的挑战过去30

4、年，为了适应市场化的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建立，国家的治理机制不得不随之发生转变，这主要通过行政体制改革完成。上世纪90年代以前，政府体制改革一直以机构精简为中心，但收效甚微，轮回般陷入“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改革怪圈。根本原因在于，这一时期经济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不明确，政府职能难以重新定位。在经济领域仍然承担着许多微观管理职能。1993年，经济改革终于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1998年，中国启动了这样一场比较彻底的政府体制改革。改革首先从中央政府开始，目标是围绕市场经济，政府职

5、能转变，大规模地精简中央政府的行政机构———中央部委数量从40个削减到29个，人员减少了近一半。重点是大幅度地裁撤、合并作为计划经济壁垒的各个工业部委。在创建了信息产业部这一新机构的同时，所有其他的工业部委都被整合进经济和贸易委员会(简称经贸委)。它主要是监督和管制工业企业，但它不直接介入企业(包括国有企业)的管理。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政府对公共权力的使用遵循法治原则，限制政府行政权力直接介入市场，尤其是随意干预。其中，最重要的改革当数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在地方一级，为了吸引投资，地方政府纷纷削减各种行政审批。

6、到2001年，地方政府已经取消了大约30%-60%的行政审批。为了满足WTO在市场化方面的要求，国务院在2002年取消了789项行政审批，2003年取消406项行政审批。作为这一改革的一个最终结果，2003年，中国通过了《行政许可法》。该法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首次在中国明确了“凡是政府未明确禁止的活动，都无需政府审批”这一极其重要的法治原则。传统上，国家主要代表五个群体的利益：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队和干部。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新的社会分层开始出现。其中，最主要的变化和挑战是，私营企业主阶层兴起。随着市场

7、经济的发展越来越成熟，这一阶层掌握的经济资源变得越来越大。从不同所有制在经济中所占的份额来看，在1998年，这一阶层已经掌握了一半的经济份额。事实上，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浙江以及其他地方，已经开始采取了一些措施，将这些新型的社会精英吸纳进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或者其他协会和群众组织，为这些私营企业家提供了一个表达利益、影响政策制定的渠道。1999年，国家修改了1982年《宪法》，为个人财富提供了宪法保障。同时，执政党及时地进行意识形态创新。国家及时将这一新兴利益群体吸纳进现有政治

8、体系的事实表明，其适应性是很强的。在应对市场的分离和调整上是成功的。只有经济政策而无社会政策中国的国家治理重构主要是在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这一轨道上展开的。长期以来，在经济增长至上的发展战略下只有经济政策，没有社会政策。而社会政策对于缓解市场经济运行必然会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而言必不可少。同时，尽管各级政府都成立了专门的环境监管机构，但在经济发展至上的战略下，环境监管一直未得到足够重视。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