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经史关系：从“启攻益”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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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反思经史关系：从“启攻益”说起在上博简（二）中有《子羔》、《容成氏》两篇是讲上古史的，其中《子羔》篇以子羔问、孔子答的形式讲了“昔者”尧、舜、禹之间的“禅让”（“善与善相授”，舜与禹之间的“禅让”脱简少文），《容成氏》则如整理者李零先生所说，从最古的约二十一个帝王一直讲到周文王和周武王，“三代以上，皆授贤不授子，天下艾安；三代以下，启攻益，汤伐桀，文、武图商，则禅让之道废而革命之说起。前后适成对比。”我想，从“前后适成对比”上说，这类似于《孟子·万章上》中所讨论的是否“至于禹而德衰”的问题；而其中的“启攻益”即简文所说“启于是乎攻益自取”，则使我考虑到经与史的关系问题。这里的“

2、经”是泛指先秦时期留下的儒家典籍（包括《大戴礼记》等），“史”主要是指《史记》以来的“正史”。一关于“启攻益”，见于《容成氏》的第33、34简，其文云：禹有子五人，不以其子为后，见皋陶之贤也，而欲以为后。皋陶乃五让以天下之贤者，遂称疾不出而死。禹于是乎让益，启于是乎攻益自取。从“禹有子五人”至“欲以为后”，其句式与前面讲的“尧有子九人，不以其子为后，见舜之贤也，而欲以为后”，“舜有子七人，不以其子为后，见禹之贤也，而欲以为后”完全相同；后面的“皋陶乃五让以天下之贤者”，句式与前面的“禹乃五让以天下之贤者”也完全相同（据陈剑先生《上博简<容成氏>的拼合与编连问题》，第

3、12简与23简相连，其中缺文亦应是“舜乃五让以天下之贤者，不得已，然后敢受之”）。变化就出在舜、禹“五让”之后“不得已，然后敢受之”，而皋陶“五让”之后却“遂称疾不出而死”。“禹于是乎让益”，即另请益为接班人（“后”）。至此，《容成氏》的记载与“正史”是相符合的，《史记·夏本纪》云：“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而后举益，任之政。”而且，据《夏本纪》，“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益是已经完成了“禅让”的程序的，但接下来的记载就有歧异了。《容成氏》的记载是“启于是乎攻益自取”。《夏本纪》的记载是：“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避居箕山之阳。禹

4、子启贤，天下属意焉。及禹崩，虽受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夏本纪》的记载实是本于《孟子·万章上》：万章问曰：“人有言：至于禹而德衰，不传于贤而传于子。有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昔者舜荐禹于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丧毕，禹避舜之子于阳城；天下之民从之，若尧崩之后不从尧之子而从舜也。禹荐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曰：‘吾君之子也。’讴歌者，不讴歌益而讴歌启，曰：‘吾君之子也。’”12这里的差别只是，“禹荐益于

5、天”“任之政”后，《孟子》的记载是“七年，禹崩”，《夏本纪》的记载是“十年”禹崩（“十”可能是“七”之误字，也可能是从“帝禹立”算起，但《古本竹书纪年》记“禹立四十五年”，又见《太平御览》卷八十二；《今本竹书纪年》既云“八年帝陟”，又云“禹立四十五年”，王国维谓足见《今本》“杂综诸书，未加修正”）；“三年之丧毕”后，《孟子》的记载是益避居“箕山之阴”，《夏本纪》的记载是避居“箕山之阳”（《史记》正义按：“阴即阳城也。《括地志》云：‘阳城县在箕山北十三里。’又恐‘箕’字误，本是‘嵩’字，而字相似。其阳城县在嵩山南二十三里，则为嵩山之阳也”）。《夏本纪》为此事作的解释，一是“禹子启

6、贤，天下属意焉”，其意已在上引孟子的话中；二是“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这也本于孟子所说“益之相禹也，历年少，施泽于民未久”（《孟子·万章上》）。《容成氏》关于“启于是乎攻益自取”的记载，与《孟子》、《史记》大不相同；按照刘知几《史通》所说，这是“语异正经”，而且是“于正书犹无其证”（《史通·疑古》）。这里所说的“正经”和“正书”，就包括正统的儒经和正史。刘知几当然没有看过近年才出土的《容成氏》，他所谓“语异正经”云云，评论的是他那个年代“其书近出，世人多不之信”的“汲冢书”即《竹书纪年》等。评论的书虽然与《容成氏》的出土年代相差一千七百多年（“汲冢竹书”出土于西晋武帝太康二

7、年，即公元281年），但两种竹书的成书年代是大约同时的（《竹书纪年》纪到魏襄王二十年即公元前299年为止，此与郭店竹简的墓葬年代差不多，我觉得《容成氏》等与郭店儒家简的成书年代差不多，其成书的时间要比《竹书纪年》的纪年下限要早），而且评论的事的确是一回事。确切地说，刘知几评论的是“汲冢书”中记载的四件事，重点说的是两件事，“启攻益”是其中之一。刘知几说：《汲冢书》云：“舜放尧于平阳”，“益为启所诛”，又曰：“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凡此数事，语异正经。其书近出，世人多不之信也。……唯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