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经史关系：从“启攻益”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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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反思经史关系：从“启攻益”说起据《史记·夏本纪》“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益是已经完成了“禅让”之程序的。因此，益被启取代，只能是益先避让，然后才有启贤或不贤的问题。《竹书纪年》记此事为“益干启位，启杀之”，不但益的结局与经、史大异，而且此事的起因也与经、史矛盾。也就是说，益没有避让启，而是“干”启之位，权位的合法性从一开始就在启一边。看来，在《竹书纪年》作者的笔下，启杀益是一个历史事实，只能直书实录，而“益干启位”则渗入了作者的价值判断，使用了“春秋笔法”。相比之下，《容成氏》的“禹于是乎让益，启于是乎攻益自取”可能是较早的对当时“传说”的

2、一种“原始”记述。二《容成氏》和《竹书纪年》对“启攻益”的记载与经、史大异。这使我们不能不考虑其与儒学的关系问题。应该一齐考虑的还有《子羔》篇以及郭店竹简中的《唐虞之道》。在近年出土的竹书中，对“禅让”给予最充分肯定的是《唐虞之道》。其文云：唐虞之道，禅而不传。尧舜之王，利天下而弗利也。禅而不传，圣之盛也。利天下而弗利也，仁之至也。这段话把“禅而不传”说成是仁、圣之极至，此与孟子的思想有异，而与《礼记·礼运》篇的“大同”“小康”之说略可相仿。但关键是《唐虞之道》最后的一段话：禅也者，上德授贤之谓也。上德则天下有君而世明，授贤则民举效而化乎道。不禅而能化民者，

3、自生民未之有也，如此也。这样就把“禅而不传”说成是唯一的可行选择了。因为“不禅”则不能“化民”，所以只应该“禅”，而不应该“不禅”。这比《孟子·万章上》中所谓“人有言：至于禹而德衰”，说得还要绝对；与《礼运》篇相比，可以说把“小康”的可行性也排除了。曾有学者认为，《唐虞之道》受到孟子思想的影响；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孟子对“禅”与“传”持两可的态度，其决定权在于“天”或“命”，即所谓：“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其子之贤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孟子·万章上》）如果说《唐虞之道》受到孟子思想“

4、影响”的话，那也只能说它是“反对”孟子的“禅”与“传”两可之说的。还曾有学者认为《唐虞之道》是纵横家的作品，我曾指出此说根据不足，《唐虞之道》当写于公元前318年燕国发生“让国”事件之前（拙文《读楚简<忠信之道>及其他》，《中国哲学》第二十辑）。继《唐虞之道》后，我们又读到了《子羔》和《容成氏》。可以说，这三篇的思想倾向是相同的。如果要划分的话，可以说《子羔》和《容成氏》是讲“史”，《唐虞之道》是作“论”。《子羔》篇第一简所说“昔者而弗世也，善与善相授也，故能治天下，平万邦……”，其中的“弗世”——据孟蓬生先生《上博竹書（二）字词劄记》——就是“

5、不传”的意思，其中的“故”份量很大，也就是说，之所以能“治天下，平万邦”，就是因为“禅而不传”。——这正是《唐虞之道》的思想。《容成氏》从帝尧之前的二十几位古帝王“皆不授其子而授贤”讲起，一直讲到武王伐纣（可惜叙述未完而脱简），其“洋洋”近三千言（作为战国中前期写在竹简上的单篇文章，近三千言似可称得上“洋洋”了），若一言以蔽之，似就是《孟子》书中讨论的“至于禹而德衰”。很明确，孟子对此作了“否，不然也”的回答，而且孟子对此所作的解释是非常卓绝、成功的，迄至近代的民主之说起，恐怕无人能出其右。那么，《唐虞之道》、《子羔》和《容成氏》是否与儒学相反对，或就是纵横

6、家的作品呢？我认为，《唐虞之道》等篇的思想可以被纵横家所曲解、利用，但它们不能归于纵横家，而应该说就是“孔孟之间”的儒家之学。首先，《子羔》篇是以子羔问、孔子答的形式来讲“弗世”（“不传”）、“善与善相授”的，若没有较充分的根据，我们不能否认其为儒家的作品。其二，《唐虞之道》、《子羔》篇都高扬了儒家“祖述尧舜”（《容成氏》则超出了尧舜，容后论）、“爱亲尊贤”、“崇仁尚义”、“利天下而弗（自）利”的思想内容，这正是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和高度原则性的体现，其与“事口舌”、“取尊荣”、“纵横捭阖”、“朝秦暮楚”、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纵横家判然两途。其三，《唐虞之道》

7、等主张“禅而不传”，与战国中前期特殊的历史环境有关系。姜广辉先生在论述郭店竹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