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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26卷第1期2002年1月人口研究Vol126,No11January200237PopulationResearch老龄问题研究中国高龄老人的居住方式及其影响因素郭志刚【内容摘要】根据实际调查数据,对高龄老人的居住方式进行交互分析,发现各个交互类别中高龄老人与后代共同生活仍占居多数。对高龄老人是否与后代同住的多元logistic回归肯定了年龄、城乡、以前职业、婚姻状况均存在显著影响。模型还专门设立表达存活子女的数量和结构的两类自变量,结果发现:子女数从无到有具有突出的门槛效应,但后续递增的影响
2、并不显著,高龄老人对子女的依赖存在很强的性别偏好。【作者简介】 郭志刚,男,1954年生,北京大学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邮编:1008711 研究背景和有关文献面对迅速的社会发展和人口老龄化,老年人口的居住方式和供养模式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研究分析。本文将通过实际调查的有关数据对当前高龄老人的居住方式的状况进行分析,并考察其主要的社会、经济、人口方面的影响因素。更细致地划分老年人口的居住方式有助于启示老年人口面对的状况及可能产生的问题,并且有助于分析老年人口居住方式的
3、影响因素。美国学者(KobrinandGoldscheider,1982)根据研究将影响老年人口居住安排的影响因素归纳为三个方面:人口条件是否存在,经济上是否可行,意愿是否合乎社会规范(demographicavailability,eco2nomicfeasibility,normativedesirability)。日本关于父母和子女共同生活的一项研究表明(Kojima,1986),在日本当教育、职业、城市化、以及住房所有权方面的条件都相同的时候,是否有子女就成了最为重要的因素。陈肇男与史培尔
4、(1990)对台湾老年人口户居的研究分析认为,子女可得性并不是老年人与子女同住比例下降的原因。他们认为老年人单独居住的增加仅仅是出于以下几方面的影响:即差别死亡率造成的结构变化,对户居安排意愿上的变化,以及1950年以前从大陆向台湾的迁移人口的选择性影响,还有80年代迁移中的选择性影响。对中国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表明(郭志刚,1992,1996),不仅子女的数量,而且子女的性别也对老年人口的居住方式有所影响。2 数据及有关定义这一研究采用中国1998年高龄老人健康长寿调查的原始数据“中国高
5、龄老人健康长寿研究”课(题组,2000)。该调查涉及22个省、市、自治区,原始调查案例为9093名高龄老人。为了保证在特别高龄的年龄组也有足够的案例数,该调查采用非等比抽样。因此,如果要推断总体,需要对城乡、男女和各年龄组的案例进行加权。实际上,所应用的数据中附带有关权数变量。本文的分析均是经过加权以后进行的。①居住方式根据高龄老人申报的其他共同居住者的关系汇总,包括以下7种类型:独居、只与配偶+同住、2代合住、3代合住、4代合住、与其他人合住、养老院。©1995-2005TsinghuaTong
6、fangOpticalDiscCo.,Ltd.Allrightsreserved.38人口研究26卷由于本次调查的对象乃是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人,在9000多个案例中只有10人还与父母同住,说明所汇总的多代户中的绝大多数都是以调查对象本人作为最高一代,因此多代户可以近似视为高龄老人与后代同住。所以,在本文分析中,为了简明,我们主要采用多代户作为分类定义。在研究老年人口居住方式时,许多学者(Kobrin,1981;WisterandBurch,1983)使用曾生子女数作为测量人口限制条件的指标。鉴于
7、高龄老人的曾生子女数与存活子女数出入差距较大,即汇总结果表明曾生子女平均数为417个,而存活子女平均数为311个,本研究采用存活子女数作为人口限制条件的量度。3 高龄老人的户居方式分布表1提供了按城乡、性别、年龄划分的高龄老人户居方式的比例分布,从中可以看出以下几个特点:(1)在所有城乡、性别、年龄的交互分类中,高龄老人在多代户居住都占了大多数,其百分比的值域分布于最小值55%到最大值89%之间(见图1)。这一特征体现了中国传统家庭模式生命周期的本质,即大多数高龄老人都与后代同住,并反映出当代高龄
8、老人十分依赖家庭及子女的照料与支持。从图1中还可以明显看出在与子女同住的分布比例方面存在着城乡、性别和年龄上的差别,即:城市低于农村、男性低于女性、较年轻的低于较年长的。 图1 各城乡—性别—年龄交互组中高龄老人 图2 各城乡—性别—年龄交互组中老人与子孙同住的比例(%)与配偶同住的比例(%)(2)只与配偶同住的比例的变化趋势则正好与在多代户的比例的情况相反(见图2),是农村低于城市、女性低于男性、高龄组低于低龄组。城乡差异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影响,鉴于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