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三国系列黄巾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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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黄巾起义1.时代背景东汉统一帝国的垮台和分裂局面的出现，应从黄巾暴动说起。《三国演义》就是从黄巾暴动讲起的，有眼光，有识见。黄巾暴动的出现，是东汉政治腐败、官吏贪污、商人兼并的结果，是民不聊生、走头无路的结果。在中国历史上，大凡一家取得天下做了皇帝，开始都能君臣上下励精图治，严惩贪污腐败，懂得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尽量轻摇薄赋，减轻人民负担，使人民能够安居乐业生活下去。但多则百年、几十年，少则十年二十年，安居久了。统治者又腐化起来。于是吏治腐败，赋役繁重，人民求生不得;于是挺而走险，酿成大乱;于是皇帝被打

2、倒，皇朝被推翻。新皇朝在这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的烂摊子上重新建立起来。君臣上下又励精图治一番;于是社会又安定一个时期。于是又腐败，于是人民又起来，于是皇朝被推翻，于是新皇朝又建立起来。循循环环，改朝换代不已。当然，这是就历史发展的大形势说的，细察起来，在循环中社会也有变化，有发展，有进步，不是死水一潭。历史循环论是错误的。东汉自安帝以后，政治腐败逐渐严重。外戚宦官争权夺利。外戚夺得大权，换一批亲朋子弟做官;宦官夺得大权，又换一批亲朋子弟做官。一批人上去，一批人下来。上一批、富一批、贵一批。受苦受害的总是人民百姓

3、。14/14使人民受苦的，政府官吏以外还有商人。战国以来，商业交换经济发展。商业发达，城市兴起，人民见识增长，智慧文化也随着进步。城市，叮以说是人类文化的源泉。城市生活给人带来思想，带来智慧，带来文化。古往今来，世界各民族的文化，除了有关农.业、畜牧业的知识外，无不从城市兴起。但交换经济发达，是好事也带来恶果。城市经济发达的结果，总是商人得利，农民吃亏。商人越来越富，农民越来越穷。在商业不发达的农业社会里，王公贵族官吏.只是从农民手里征收他们生产的物品，农民生产什么他们就征收什么。他们得的多些，生活比农民丰足些

4、，如此而已。商品经济出现和发展后，为了使产品有销路有竟争能力，就得使产品精益求精，不然便卖不出去。产品卖不出去，商人就要蚀本甚或破产，吃苦。因此，生产品总是精益求精的。在精美物品刺激引诱下，王公贵族官吏的欲望大开，他们追求吃好的.穿好的，住好的，用好的。司马迁就说过:“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己。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乞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砂论，终不能化。”（《史记·货殖列传》)追逐美好，庆恶粗野，这是人的欲望，谁也阻挡不住，就是排门挨户去讲节

5、约的道理，谁也不去听你的。农民失掉土地，在农村没法生活，只有游荡于社会，靡集于城市。从西汉开始，流民问题就是社会上的大问题。文帝时，晁错已说:“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汉书·食货志下》)元帝时，贡禹说;“民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汉书·14/14贡禹传》)贡禹的话，可能有夸大。但一个大臣向皇帝上疏总不能胡说，能说出这样的话来，也实在是惊人的。自东汉建国，流民就一直不断。安帝以后，越来越严重。“黎民流离，困于道路”，“弃捐旧居，……穷困道路”，“老幼相弃道路”，“人庶流迸，家户且尽”，“万

6、民饥流”.“民多流亡”，“百姓饥穷，流冗道路”(《后汉书》和帝以下各帝纪)这一类的话，真是史不绝书。流亡道路解决不了生活问题。于是大批流亡人口麋集到城市里。在城市生活，总比农村好混。做些小手工业、小商小贩，都可以糊口。做些泥人、泥狗、泥车马等小孩玩具卖.也可以活。这样，西汉时期城市里养活了大量人口。东汉前期的王符说:“今举俗舍本农，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务本者少，浮食者众。”(《潜夫论·浮侈篇》，见《后汉书·王符列传》）据他估计，当时人口90%以上是工作或浮游在城邑里。他说:“今察洛阳

7、，资末业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什于末业。是则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妇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类皆如此。”(同上)照王符的估计，东汉人口90%住在城邑，这大约是夸大了。但贡禹也说“耕者不能半”.两汉时期，人口住在城邑里的一定很多，大约是没有问题的。大量人口挤进城邑里，也有个饱和点，超过一定数量—饱和点，城市也养活不了。城邑人口仍要走上流亡的道路。这种情况，西汉末年已经出现。哀帝时，鲍宣上书中曾说到“民流亡，去城郭，盗贼并起”以汉书·鲍宣传》)。成帝赐翟方进册说:“14/14间者郡国谷

8、虽颇孰，百姓不足者尚众，前去城郭，未能尽还"(《汉书·翟方进传》)。西汉如此，东汉更是如此。为什么把人民流亡说成是“去(离开)城郭”呢?这总说明住在城邑的人口众多吧！西汉时期，人民穷困离开农村逃亡城市尚可以活。等城市都无法生活，须要离开城市，就大成问题了。黄巾起义，就带有极浓厚的流民性质。灵帝时司徒杨赐对他的椽属刘陶说;“张角等遭赦不悔，而稍益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讨，恐更骚扰，速成其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