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市场化改革和土地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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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济增长、市场化改革和土地违法摘要在当前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和市场化改革逐步推进的过程中，始终面临着较为严重的土地违法问题；土地违法行为的主体不仅包括企事业单位和个人，更涉及各级地方政府以及农村集体组织。为深入了解经济增长与市场化改革对不同主体土地违法行为的影响，本文进行了初步的理论探讨，并运用全国层面的统计数据开展了相应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加快，政府和企业的土地违法面积均显著增加；而土地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则能有效减少土地违法的案件数。进一步地，经济增长和市场化改革对各级政府以及企事业单位、个人和农村集体组织土地违法行

2、为的影响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本文的研究也指出，为有效控制土地违法行为的扩大，中国政府仍需采取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稳步推进市场化改革、引导企事业单位有序用地和不断完善土地督察制度等措施。关键词经济增长；市场化改革；土地违法；行为主体中图分类号F3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3)08-0048-07doi：103969/jissnl002-2104201308008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土地供需矛盾逐步凸显，违法用地形势也日益严峻，并呈现出区域蔓延的趋势［1］。从土地违法案件发生高潮的2003年开始，中央

3、政府不仅每年都出台一系列的条例、法规，试图通过严肃执法来约束各地土地违法行为，但效果并不尽如人意［2］。大量的土地违法行为已对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产生了诸多不利影响［3］。对此，研究如何有效遏制土地违法行为的扩大已成为当务之急。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要深入了解当前土地违法行为背后的动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应的对策措施。从现有的文献来看，已有不少学者就中国土地违法行为的成因（或影响因素）开展了诸多探讨。Tang等和Wang等分别通过对广东省广州市天河村和海南省海口市一个村庄的违法用地案例分析指出，地方追求经济增长和土地出让收

4、入，以及农民热衷非农就业等是推动当地土地违法行为产生的主要因素［4-5］；王磊荣基于对中国农村土地违法案件现状和特点的分析，从立法和执法的角度探讨了农村土地违法案件产生的原因［6］；李全庆等［7］、刘法威［8］和龙开胜等［9］分别通过构建和运行计量经济模型，探讨了经济增长因素对土地违法行为的影响；梁若冰的实证研究指出，与土地违法显著相关的因素主要包括在财政分权制度下地方政府官员的晋升激励和地方土地部门的部门利益［2］；而陶坤玉等人则研究了不同的土地出让方式对土地违法案件的影响，并通过计量分析发现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土地出让方式会对违法案

5、件的数量和涉案面积构成正向的影响，而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土地出让方式则有助于遏制土地违法案件的发生[10]O不难看出，已有的研究对影响土地违法行为的相关主要因素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尤其是强调了经济增长和市场化改革对土地违法行为的影响。尽管如此，仅通过宏观尺度的分析就简单地判断经济增长和市场化改革与土地违法间的关系是不够全面的。目前，中国的土地违法行为已涉及省、市、县、乡各级政府以及企事业单位、个人和农村集体组织（以下简称“村集体”）等多个主体。由于不同主体的行为模式存在差异，且受环境和政策的影响也会不同，因此其土地违法行为受到经济增长

6、和土地市场化发展等因素的影响也会存在相应差别。对此，目前较少有学者做出进一步的研究。本文就试图在前人的相关研究基础上，从不同主体行为差异的角度，初步探讨经济增长与市场化改革对土地违法行为的影响，并结合对全国层面数据的实证分析，验证相关理论。从而为制定有效的管控措施、减少土地违法行为提供理论和实证基础。1理论框架当下中国，经济发展和市场化改革是主旋律，而随着经济增长和土地市场的完善，其对土地违法的影响也日趋明显。从已有的证据来看，经济增长无疑已经成为导致土地违法行为增加和违法用地规模扩大的重要因素。这主要是由于土地利用比较效益的存在，

7、使得土地从农业用途向非农用途转变将产生巨大的经济回报，为追求经济增长和收入增加，违法用地行为就难以避免。而随着土地市场的完善，特别是受土地市场运行更为公开、出让方式更为公平的影响，研究者普遍认为其会对违法用地行为产生显著的遏制作用。事实上，由于土地违法行为的不同主体存在差异，经济增长和市场化改革对土地违法行为的影响并不一定遵循上述论断。为从理论上对不同主体的土地违法行为有一深入认识，这里将从不同主体的差异角度分别探讨经济增长和市场化改革对土地违法行为的影响。正如前面所提到的，目前中国的土地违法行为主体涉及省、市、县、乡各级政府以及企

8、事业单位、个人和村集体。从这些主体的行为决策模式来看，基本可以概括为政府和企业两大类。其中，省、市、县、乡各级政府的决策主要遵循政府的行为模式；而企事业单位、个人和村集体的决策则更趋近于企业的行为逻辑。确切地，企事业单位、个人和村集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