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启蒙人道主义到世俗人道主义(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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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启蒙人道主义到世俗人道主义*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国当代人道主义文学思潮演变研究》（06JD75011—44003）的阶段性成果。——论新时期至新世纪人道主义文学思潮王达敏摘要：新时期至新世纪人道主义文学思潮，在现代性的启蒙语境中崛起，并形成了逻辑演进的发展态势：从70年代末至80年代的启蒙人道主义演变为90年代以来的世俗人道主义。启蒙人道主义是新时期启蒙思潮的文学表现形式，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世俗人道主义是自我定义的、伦理和人性本位的人道主义，它从人性、人道的立场出发，以善和爱为核心，以人为本，重视人的生存、生命、自由、尊严、权利和价值，其世俗的伦理观念直接与人

2、道主义的人类性和普世性观念相通。目前有四种世俗人道主义显示出新时期至新世纪人道主义思想的发展。关键词：启蒙人道主义世俗人道主义人性本位人道主义伦理人道主义在现代性语境中生成的中国文学的人道主义思潮，从狂飙突起的五四时期行进到今天，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在这百年人道主义文学思潮史的标尺上，正好标出了三个大致均为三十年的时间刻度：五四时期至40年代末，50年代至70年代末，70年代末开始的新时期至新世纪。据专治中国现代人道主义文学思潮的学者研究，人道主义首先是作为政治哲学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播到中国来的，而作为文学思想的人道主义紧随其后，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通过翻译、介绍西方文学作品而得到

3、广泛传播，并形成人道主义文学思潮。从20年代初到四十年代末，一面是“为人生”、“自我表现”、“自己的园地”、“文学的纪律”、“性灵论”和“自由主义”等人道主义文学思潮相继出现，形成了中国现代人道主义文学思潮的发展进向；另一面是人道主义文学思潮在发展中受到了来自“现代性叙事”内部的民族主义、现代主义等强势话语的严峻挑战，以及极左思想的排斥，加之中国的客观现实又没有为人道主义提供足够的支持，致使它从“现代性叙事”中心走向边缘。参见刘卫国：《中国现代人道主义文学思潮研究》第2—3章，长沙：岳麓书社，2007年。如果说文学的人道主义存在的合法性在第一个三十年受到了严重的质疑，那么，到第二个三十

4、年时，它存在的合法性则遭到了彻底的否定。从50年代至70年代末，人道主义是我国文学界乃至整个思想文化界深门重锁、不能僭越的禁区，受战争思维和极左思想支配的主流意识形态，曾宣判人性和人道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的理论”，对其严加防范、压制，一旦人性和人道主义稍有露头，便采取灭绝性的批判并予以铲除。经过五六十年代几次大肆讨伐，人道主义终于在文化大革命中销声匿迹。第三个三十年，文学的人道主义思潮在新一轮“现代性叙事”中再次崛起，并形成了丰富而深入的逻辑演进的态势，即从70年代末至80年代的启蒙人道主义演变成90年代以来的世俗人道主义。我注意到，学术界对其的关注，到目前为止，依然是在

5、新时期初期的启蒙人道主义上作低空盘旋，未能发现90年代以来出现的新的人道主义文学思潮——世俗人道主义文学思潮。...启蒙人道主义1979年，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在《文艺研究》第3期发表《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一文，向文艺界和学术界发出了一个重要信息，预示着沉寂了二十多年、中断了十多年的人性和人道主义开始复活并浮出水面。尽管在这之前的1976年10月中国当代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尽管《光明日报》于1978年5月11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由此而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轰轰烈烈的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尽管在1978—1979年有《抱玉岩》、《天云山传奇》、《苦恋

6、》、《爱，是不能忘记的》等蕴含着人性的作品相继发表，但在乍寒乍暖、急流与潜流相激的1979年，提出人性和人道主义问题，还是需要付出相当大的勇气的。《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开宗明义，要冲破极左思想凭空为文艺创作和理论设置的种种禁区。首先是人性论禁区，朱光潜先生没有否定阶级性的存在，但他认为人性与阶级性并不是彼此对立、你死我活的关系，“人性和阶级性的关系是共性与特殊性或全体与部分的关系。部分不能代表或取消全体，肯定阶级性并不是否定人性。”朱光潜：《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文艺研究》1979年第3期，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国内哲学动态》编辑部：

7、《人性、人道主义问题讨论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82页。反之，肯定人性也不是否定阶级性。因此，凭阶级观点围起来的人性论禁区是建立在空虚中的，只有打破这个禁区，文艺才能踏上康庄大道。与此相联系的是人道主义禁区。人道主义在西方是历史的产物，在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具体内容，但它却有一个总的核心思想，“就是尊重人的尊严，把人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可以说，它是人的“本位主义”，即古希腊人所说的“人是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而“一切真正伟大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