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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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评析2014-05-0909:48 来源：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京)作者： 马启民内容摘要：国外学者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中，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观点，比较典型的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共产主义”、“一种新版的马克思主义”、“后社会主义论”等。对这些观点的评析有助于在国际范围内正确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当代世界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影响，成为国外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其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属性的研究是他们关注的焦点之一，并且引发了学术上的争论，从而也形成了不同的认识流派。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俄罗斯学者费

2、奥克蒂斯托夫在1991年第二次全苏“中国与社会主义”学术讨论会上提交的论文中对邓小平理论的属性问题进行了探讨。他认为，“东方国家革命进程的独特性，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给研究者提出了理论方面和方法论方面的难题。这些难题的实质可以用一句话来表达，这就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法问题。东方国家的现代史令人信服地表明，对这些国家现代史的分析不采用正确的方法论，对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法不作出科学的理解，就不可能得出与东方国家社会进程完全相符合的写照。”①他认为，对中国当代史的研究，“应当强调指出这样一个论点：中共思想史实际上是探索中国革命进程的民族特殊发展道路的历史。中共历史上的各种

3、派别和倾向的斗争，无论怎么说，都可以归到这个问题上。这种斗争无论用什么样的政治口号作掩饰，其中发生的冲突和出现的种种转折，究其理论方面和方法论方面的原因就在于此”②。他以此为认识的出发点，进而对邓小平理论进行了分析与评价。他认为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共着手修订自己的理论观点，探索国家社会经济、精神和政治发展的新途径；形成确保国家逐步摆脱危机局面基本上顺利实行新的社会经济政策的方针。中共理论工作的中心课题还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则运用到中国具体环境中的问题”③。他认为，“中共的新方针，即后来称之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方针”就是在这种探索中形成的，邓小平理论就是要制定

4、出本民族的、严格考虑到当代中国实际情况的社会主义模式。另一位俄罗斯学者，前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哲学博士M·季塔连柯在《远东问题》杂志1991年第5期上以“中共七十年的经验和教训”为题，从历史的高度分析了邓小平理论的含义及其属性。他认为，“中共领导在40年代初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是一个不仅仅对中共具有意义的重大理论突破”，“这种做法完全符合列宁关于必须把马克思主义‘译成’民族语言的著名思想。80年代邓小平领导改革的一个总的指导方针，即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是对中共多年经验的总结。”④中国今天所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改革，是“从理论上和实践

5、上革新和完善社会主义”。“在某种更广泛的意义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新型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以其独特的形式（在中国条件下）反映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从乌托邦到科学。从革命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的总的发展趋势，反映了社会主义的复杂演变过程和最终反映了对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和完善。”⑤...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俄罗斯学者对邓小平理论的认识思路是沿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路进行的。季塔连柯把邓小平理论看作中共于20世纪40年代初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费奥克蒂斯托夫则从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出发，认为邓小平试图制定出本民族的社会主义模式。他们按

6、照这个思路分析，得出了正确的结论。二、“民族共产主义”在西方，一些学者从理论属性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看作是一种民族共产主义的理论形态。英国学者迈克尔·亚胡达以邓小平对国家利益的重视为视角，认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纲领意味着，它是过去被称作“民族共产主义”的一种形式。“民族共产主义”是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研究毛泽东思想过程中提出的概念。它最早由费正清提出，而后形成了一种有特定含义的分析概念。这一概念着重强调以中国的文化价值、历史传统来理解的社会主义，到20世纪80年代逐步发展成以中华民族和国家利益为基础来理解的社会主义。费正清认为，邓小平对

7、农村采取的合同制（即责任制），既不能说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形式，也不是资本主义生产形式。“合同制必须看成是中国‘治国策’的最新阶段，所谓‘治国策’就是怎样组织农民以改善他们的福利并富强国家。中国统治阶级有史以来世世代代努力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发现合同在半商业化农业中最有刺激力，因而有利于生产。就是那么简单。魏源和其他一些早期的‘治国策’学者，毫无疑问是理解和肯定这些组织农民群众的新方法的。”⑥美国学者戴维·W.张认为，邓小平坚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原因是中国文化价值观在起作用。日本学者天儿慧指出，邓小平理解的社会主义除发展生产力之外，“第二个重点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