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与传统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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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中国哲学·*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与传统更新———关于19—20世纪中国哲学史观的思考李维武对于鸦片战争以来的19—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者们往往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这种看法之不同，并不在于是否承认19—20世纪中国哲学与以往数千年中国哲学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不在于是否承认这一变化的根源来自中国从鸦片战争起被卷入以西方近现代文化为模式的全球性现代化运动，以及由此而来的西方文化及其哲学的大规模传入中国;而是在于如何看待中国哲学的这一历史性变化。其分歧大致可归结为两派观点:一派认为，中国哲学在1

2、9—20世纪的巨大变化，对中国哲学传统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中国哲学的主流开展自此背离了中国哲学传统，大概只有现代新儒学才能算是这一传统的真正继承者;因此，21世纪的中国哲学只有回归19世纪以前的中国哲学传统，才能接上中国哲学的正统。另一派则认为，中国哲学在19—20世纪的巨大变化促成了中国哲学由古代形态向近代形态继而现代形态的转变，在中国哲学古代传统之后形成了中国哲学现代传统;因此，21世纪的中国哲学应当以19—20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为起点，继承和发扬中国哲学现代传统而作新的发展。这两派不同的看法，鲜

3、明地反映了在19—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中两种哲学史观的分歧，直接关系到对这一时期中国哲学的理解与书写，也直接关系到21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笔者赞成后一种哲学史观，在这里试对自己的有关思考加以阐发，以期引起研究者们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与探讨。一、19—20世纪中国哲学的主轴线鸦片战争以来的19—20世纪中国哲学，不仅就其复杂性、多变性言，而且就其创新性、深刻性言，都是以往时代的中国哲学发展所难以比拟的。这种创新性、深刻性在于，在这一个多世纪纷繁复杂的哲学格局中，存在着一条一以贯之的主轴线，即中国哲学由古代

4、形态向近代形态继而现代形态的历史性转变，也就是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所谓哲学的形态，是指哲学在历史发展中所呈现的一定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规定了一定时期哲学的致思趋向和话语系统，规定了一定时期的哲学文化风貌，使之与以往时代的哲学呈现出明显的区别。哲学的形态具有较大的稳定性，能够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基本不变，但又不是凝固的、永恒的、僵硬的，不仅有量的变化，更有质的更新。随着文化历史变迁的影响，随着由之而来的*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9—20世纪中国哲学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

5、转变”(编号05JJDZH24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儒学形态与功能的近百年变化与未来展望”(编号09＆ZD069)的阶段性成果。·56·《哲学研究》2012年第4期思想世界的变化，哲学的形态或迟或早总要发生变化，由旧的形态逐渐转换成新的形态。这种哲学形态的更新就是哲学的转型，由此而造成了哲学发展的大的阶段性的区分。从世界哲学发展的视域看，不同民族的哲学都有自己的转型，但这种转型在西方哲学的发展中尤为鲜明和典型，呈现出由古代形态向近代形态继而现代形态的相当分明的发展阶段，其哲学的致思趋向

6、、话语系统及其整个哲学文化风貌表现出明显的质的差异性。自19世纪以来，西方哲学伴随着以西方近现代文化为模式的全球性现代化运动向前近代的非西方民族传播，与这些民族原有的哲学发生冲突与融合，促使它们由古代形态转向近代形态再转向现代形态，从而促成了不同民族的哲学走向世界哲学。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西方哲学由于这种示范和推动作用，被赋予了一种世界性，使得前近代的非西方民族在进入全球性现代化运动后，必须引入、学习、吸纳西方哲学的思想内容。这样一来，西方哲学的转型就往往成为研究者们衡论不同民族哲学转型的一个尺度、一

7、个参照系。由于19—20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是通过中西古今哲学的彼此争鸣、相互激荡、重新熔铸而实现的，因此在考察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问题时，也少不了使用这样一个尺度、这样一个参照系。由此来看19—20世纪中国哲学，可以看到其发展经历了两个大的阶段:在19世纪下半叶，中国哲学实现了由古代形态向近代形态的转变;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中国哲学又开始了由近代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早在鸦片战争前，龚自珍就敏锐地意识到中国封建统治者已经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开始从政治哲学入手思考这种统治的合法性问题，提出了“自改革

8、”的主张。鸦片战争后，魏源首先开眼看世界，突破了中国传统的历史观与文化观，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龚、魏的新思想深刻地影响了19世纪下半叶中国哲学的发展，使得中国人的历史观、文化观和政治哲学最终超越了古代哲学的框架与内涵。到了19世纪最后10年，康有为、谭嗣同、严复更在哲学本体论问题上取得了新突破。康、谭沿着中国古代哲学杂糅本体论与宇宙论的传统，把西方近代科学知识与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观念结合起来，建构起具有近代哲学特征的本体论体系。严复则引入西方近代经验主义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