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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万方数据<实事求是》2010年第4期政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出的历史必然性分析刘海飞(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872)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在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有其显著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是理论联系实际,而中国共产党具有理论创新的自觉;中国革命早期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积累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奠定了实践基础;在抗日战争的紧迫形势下,我们党纠正了王明的右倾错误,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口号。关键词:六届六中全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必然性中图分类号:AS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641(2010)04—0034—031938年10月
2、,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都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需解决的问题。”[1](P534)从而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历史命题。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命题为什么会是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存在什么样的历史必然性?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讨这个问题。自觉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与中共的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是理论联系实际。只有把马克思主义与各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本国化、民族化,
3、才能解决实际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许多观点,是根据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经验总结而来的,生搬硬套地将它用到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国家,一定会犯“水土不服”的毛病。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上几次“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的危害已经证明此点。因此我们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而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用毛泽东的话讲就是用马列主义这根“矢”,去射中国革命实践这个“的”,即“有的放矢”。就此,毛泽东还从一般和特殊关系的高度来论证它的合理性:“特殊和一般本来是相互联系不可分裂的,分裂就脱离了客观真理。客观真理是表现于一般与特殊之一致的,没有特殊,一般就不存在,没34有一般,也不会有特殊。
4、”[2](P269)由此来看,理论联系实际是符合马克思主义一般和特殊相联系规律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而实现理论联系实际的逻辑必然结果就是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共产党人是具有理论创新自觉的,这在毛泽东身上表现得更加明显。早在1931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写道:“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3](P115)从一定程度地反映了这种理论自觉。在1938年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命题之后,毛泽东还在1941年提出了“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的主张,并感慨:“中国的斗争如此伟大丰富,却不出理论家I’’马克思主义是空前而不绝后,“中国不能出马克思
5、,我不相信”,将来会有马克思的“儿子”、“孙子”、“孙孙子”的“新马克思主义”。【4J毛泽东还说,窑洞里面也是能出马克思主义的。从上可以看出,毛泽东是决心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做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事实上,在党内有理论创新冲动的,不仅仅是毛泽东一个人,陈伯达也是其中一位。陈伯达后来在回忆中说,1927年大失败之后,“从此追求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以及怎样把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来贯通中国革命的问题——这件事情长期地旋转在我的脑海。这是一种民族独立、民族自强的体现。”由上来看,尽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毛泽东提出来的,但对于要创新理论,在当时党内是不谋而合的。改变二、中
6、国共产党的成熟与共产国际领导方式的万方数据政治《实事求是》2010年第4期中国共产党在经历两次革命战争的胜利和失败之后,从各方面都开始在走向成熟:一是中共领导人的成熟。早期的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如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都不自觉地犯了右和“左”的错误,造成中国革命遭受了重大的失误和挫折。历史证明,他们不可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优秀领导集体。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这是历史的选择,是毛泽东本人成熟的必然结果。贺子珍后来在谈到毛泽东的个人成熟时说:“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以后有很大的变化,他更加沉着、练
7、达、思想更加缜密周到,特别是更善于团结人了”。[5](P214)二是毛泽东思想的成熟。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毛泽东经受了锻炼,其思想也逐渐成熟。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形成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以遵义会议为起点的延安时期,是毛泽东思想成熟的阶段。在党中央和红军落脚陕北后,毛泽东可以静下心来做更多的理论工作。延安时期,毛泽东写下了大量著作,如《实践论》、《矛盾论》、《新民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三是党的军队的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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