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沟通与公众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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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心理科学进展2003，11（4）：375~381AdvancesinPsychologicalScience*风险沟通与公众理性谢晓非郑蕊（北京大学心理系，北京100871）摘要突发风险事件所导致的恐慌，其危害程度可能远远大于风险事件本身。当灾害突然降临的时候，公众能够启动理性的程度是应对危机的重要基础。文章提出了公众理性的概念，并界定和探讨了公众理性的构成以及公众理性的干扰因素；同时，通过SARS事件，着重分析了风险沟通的性质、特点，以及风险沟通对公众理性干预的可能途径和条件；目的是为总结SARS风险危机和建立应对突发风险事件的心理系统提供理论依据，以更好地促进我国

2、在风险沟通领域的研究与实践。关键词SARS，风险沟通，公众理性。分类号B849：C93根据中国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报告，2003年1~4月份的道路交通事故221914起，死亡32387人；其中，水上交通事故214起，死亡和失踪134人；铁路路外伤亡事故4041起，死亡2868人。在这些数据中，北京的事故是6409起，死亡人数464。然而，从2001年11月在广州发现第一例SARS病例到作者写稿为止（2003-6-20）历时两年多，世界范围内的确诊病例为8461例，死亡人数为804例；北京的情况是确诊病例2521，死亡人数191。比较上面的数据就可以发现，人员及财产

3、的伤亡并不是风险估计的唯一依据。在北京疫情的高峰期，公众对SARS的恐慌并非源于实际的发病和死亡数字。那么什么是公众恐慌的真实原因呢？这是值得我们认真反思的课题。任何社会都不可能避免灾害的发生，关键是我们需要有一套完善的应对突发风险事件的系统，以保证灾害降临时能够从容和有效地处理灾难性的后果。这意味着公众的心理状态在这一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毋容质疑，公众理性对于应对突发性灾害是至关重要的。1公众理性公众理性是处理突发性公共风险事件的基础。所谓公众理性，就是公众能够对风险事件进行客观的解读，了解事件的本质，不轻易被无关因素所干扰，从而对风险事件作出相对准确的判断，并

4、能够有效地采取适当行为以应对和处理风险事件所引发的后果。我们知道，当广泛涉及公众利益的公共风险事件发生以后，信息的缺乏会引起公众的高度焦虑，但同样，获得支离破碎的信息也许会更加重人们的心理负担。因此，公众理性建立的一个重要而基本的方法就是风险沟通系统的合理性。1.1公众理性的来源公众理性的概念是相对于心理恐慌提出来的。面对突发性风险事件的时候，公众能够启动理性思维和行为的程度以及有效应对和管理风险事件的能力是衡量公众理性的标准。SARS疫情高发的两个地区，广东和北京，都曾经在疫情高峰期出现过抢购的风潮。时至今日，曾经加入过抢购行列的公众可能会有汗颜的感觉。但当时，很少

5、有人认真考虑过自己的行为与应对SARS危机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我们应该从国民意识的角度对公众行为进行道德层面的思考，另一方面，我们也有必要从公众认知规律的角度，对当时的收稿日期：2003-06-20*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70340009）。通讯作者：谢晓非，email:xiaofei@pku.edu.cn375-376-心理科学进展2003年恐慌现象进行反思。我们不仅需要道德的力量，也同时需要科学的力量，帮助我们了解理性究竟从何而来。研究表明，公众对特定风险事件的相关知识如果了解得比较全面，对该事件结果的认知能够客观地知觉；或者能够接受多个而不是单一方面的信息，并

6、能够辩证地看待和评价风险事件对自己和对社会的影响以及有适当的行为反应，比如，能够为消除或降低整个社会的受害程度而从事一些公益性的事情，那么，这样[1]的个体能够更理性地对待风险事件。因此，对特定风险事件的知识结构，适度的注意广度，辩证地思考和判断问题以及恰当的行为反应都可以作为公众理性程度的衡量指标。个体对风险事件的认知、判断与决策应该是基于理性的。而第一个对个体这种“理性”进行质疑的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Simon（1978），他因此提出了著名的有限理性（boundedrationality）的理论。Simon认为，由于个体在记忆、思维、计算能力等方面的有限性，必然

7、导致其在知识储备空间上的有限性，因此，个体的理性是在约束条件下的理性。如果我们忽视了影响认知与决策的这些约束条件，就会产生巨大的认[2]知偏差。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认知心理学家Kahneman在解释、演示这些“约束条件”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Kahneman的研究表明，个体在进行认知判断时，所采用的认知策略会极大地影响到个体的认知结果。通常参与个体认知过程的有3种策略：（1）易获得策略（availabilityheuristic）。表明个体对当前事件进行认知与判断时，主要借助记忆中易于提取的信息。因此，个体在对某一事件的频率或概率进行判断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