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主体性探索中自我觉醒和蒙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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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在主体性探索中自我觉醒和蒙蔽【摘要】"何为中国主体性”的历史凝思引申出一系列问题，并显露出中国的自觉与自省。然而，“思”之广延性的无限可能一方面并不能穷尽蒙蔽我们的魅惑，另一方面也在制造着新的魅惑再度遮蔽我们的视野。中国主体性之思恰恰就在这样的一种“自我觉醒”与“自我蒙蔽”的思想循环中进行，觉醒与蒙蔽既针锋相对，同时也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关键词】中国主体性觉醒蒙蔽洋务运动后，现代化的合法性问题便开始逐渐让位于合理性问题。而中国主体性的探索是在我国寻觅现代化合理性的过程中逐渐成型并不断丰满的。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它往往以现代化

2、模式的中西之辩的方式呈现。新中国成立前，东西之辩初次成规模的登场是在"新文化运动”开始后不久以《东方杂志》和《青年》为主阵地进行的论争。在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日渐深入之后，以邓正来2005年在《政法论坛》上发表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为始，一把看似刺向法学领域的"尖刀”划出的却是一个思考中国主体性的新口子，“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的争论因邓正来对“中国主体性”的问题关怀超越了学科囹圄而成为一个宏大的问题。那么，在这两场时隔70年的论争中，中国主体性在探索中的困境和启示是什么，无不成为我们应反思的问题。本位与西化的讨论1935年1月10

3、H,王新命、何炳松等十位教授联名在《文化建设》上发表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宣称:“在文化领域中，我们看不见现在的中国了。”面对如此苍凉危局，十教授主张：“不守旧，不盲从；根据中国本位，采取批评态度，应用科学方法来检讨过去，把握现在，创造未来。”①此文很快引起以胡适、陈序经、张奚若为代表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注意，观点相悖的他们纷纷发文，力主西化。本场论战所围绕的三大议题，包括“文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文化的整体性与可分性”、“文化的演进过程”。在第一个议题中，十教授宣称，中国由于其特殊性和时代性,因此文化建设的中国本位应“特别

4、注意此时此地的需要”，它包括“充实人民的生活，发展国民的生计，争取民族的生存”。且文化“本质是有独特性的，各个民族的文化，均有各个民族的特性，绝不是一概相同的，因为他们文化的地理与历史的条件就不相同”②。西化派则强调："西洋文化是世界文化的趋势。质言之，西洋文化在今日，就是世界文化。我们不要在这个世界生活则已，要是要了，则除了去适应这种趋势外，只有束手待毙。”③在第二个议题里，本位论主张文化可分的理由是西方物质文明发达，但精神文明不如中国，因此应取长补短，取精去糟。西化派对此进行反驳，一方面认为文化不可能机械拆分；另一方面说明西方物

5、质与精神文明的一体性，与其说其物质优越，不如说其背后的精神卓越。至于第三个论题，西化派主张中西文化自由充分地接触切磋，借前者的朝气锐气来打掉中国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气，将来文化大变动的结晶品，当然是一个本位的文化；本位论则反对之：他们认为不同的环境产生不同的文化，我们要努力改造的中国文化确有的惰性，但没必要通过走极端使之自然地由惰性又拉回折衷点，而是有意识地去批判惰性，以创造出正确的本位。“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的论争邓正来的“主体性中国”在中西之辩的框架下提出的迥然不同于前人的主体性实践生成理路。因此，对于此场论争的考察，笔者关注的不是法

6、学视阈的范式之争，而是邓围绕他所提出的根本问题的思考。邓正来极具特色的写法在于，大多叙事都以连珠炮式的问题为牵引，又以一个耐人寻味的“狼口/虎口”的“问题式”比喻结束。他追问的基本问题涉及甚广，条目甚多，乃至于任何一个都足以使一饱学之士皓首穷经。然而，其核心问题意识无非三个首尾相续、逻辑贯通的设问：第一，作为最根本问题的“什么是中国？”“中国主体性”的失踪使得邓以法学为阵地所直指的第二个根本问题陷入无解，即“何为中国最为可欲和正当的社会秩序”，接下来的第三个问题，是影响第二个问题可否达致的知识群体和基本背景，即"何为该种秩序赖以存在

7、的结构及其应有的知识生产？”其中，第二个问题是全书集中围绕的，也是他提出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所指。与这个问题铺开的应然指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实然情境下的“中国法学发展一方面没有意识到法律理想图景层面的问题，另一方面却又在'现代化范式'的支配下把西方理想图景误作为中国自己的理想图景”。④这种在"现代化范式”宰制下的法学界集体'‘不思”成为了邓批判的焦点，也是他重审新时空语境下的中西之辩以法学脸谱所做的新思。邓正来的新思须置于他所谓的“世界结构”中方可认识。在新的世界结构中，“主权的中国”的初步实现使中国从“世界游戏”的局外人成为了其

8、中一方，中国进入世界结构的根本意义在于，中国在承诺遵守世界结构规则的同时，已隐含获得了参与修改或制定世界结构未来规则的资格。然而，这种资格至多还是形式，因为我们不是拥抱西方规则，就是重谈文化传统，不仅不去探寻中国自己的理想图景，而且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