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调结构,到底怎么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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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调结构，到底怎么调——与吴敬琏、林毅夫商榷【近日观察者网连续刊登了林毅夫、张燕生等学者对中国经济大势的判断，学者们对中国经济长期前景的看好，似乎代替了前些年流行的悲观论调。然而，对当下稳增长调结构的方向，学者们还有不少争议。去年年底，观察者网应邀旁听了吴敬琏先生的著作《中国增长模式抉择》第四版的讨论会，吴敬琏老先生认为，中国调结构的方向是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这个道路的几个特征是鼓励创新，大力发展服务业，限制政府权力，建设有限政府。吴敬琏的观点在中国流传甚广。林毅夫对于未来调结构的核心观点是，对内，消除双轨制在各个领域的扭曲，对外

2、，发展一路一带一洲转移过剩产能。编者就上述观点求教于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研究中心的陈平教授。他对吴敬琏、林毅夫等学者的观点都有不同看法。酝酿许久，陈平就此撰一长文，文中他从历史和比较分析出发，梳理出中国调结构的三条道路。他认为，中国必须借鉴世界各国的历史教训，走第三条道路。即，以长远战略规划为主导，调整不合理生态布局和产业城乡布局，使制造业继续持续高速增长，结合国土改造，城乡分流，分区发展，在国土改造的基础上再全面推进资本和设备输出。本文原载于《经济导刊》，2015年，第1期。观察者网转载时作者做了订正。】中国经济

3、结构调整的三条道路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学家都主张深化结构调整。问题是向什么方向调整？这里有三种可能的选择：第一条，让市场主导调三次产业的结构，走美欧东亚过去三十年走过的“去工业化”老路。包括发展房地产、金融、医疗、养老等服务业（世界银行2013，吴敬琏2006，2014）。市场自由化，放任房地产和金融泡沫挤出低端制造业。如果走美欧日本的老路，中国过去三十年10%的高速增长，将可能在十年之内降到5%的水平，有可能陷入拉美国家的“依赖经济困境”，而非表面的“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第二条，由经济外交主导，调过剩产能的出路。吸取美国战后马歇尔

4、计划资本输出和购买资源的经验，利用中国充分的外汇储备，收购国外的资源，投资国外的基础建设，出口国内过剩的生产能力（林毅夫2012）。如果目前“一带一路”的外向型战略能够实现，估计中国会保持二十年制造业的繁荣，经济增长率可能维持在5-7%的水平。但是，要注意两大不确定性。第一，假如国外投资可以顺利进行，参照德日战后崛起的经验，中国在20年内将面临更严峻的国际竞争环境，使国内的竞争优势难以保持。第二，中国目前缺乏全球布局能力，美日为首的西方势力，完全可能在中国“一带一路”的对外投资中制造种种麻烦，来增大中国的投资风险。笔者认为，中国资本

5、和设备的对外输出，有助于打破美国的金融霸权和外交围堵。但在目前的军事与科技能力条件下，不能对外向经济战略的国际风险掉以轻心。笔者认为，更重要的还有第三条道路，就是由长远战略规划为主导，调整中国不合理的生态布局和产业城乡布局。使制造业持续高速增长，结合国内的国土改造而非出口导向为基点（陈平2008，2012a，2012b)。如果把开发大西北的计划拓展为西水东调、国土改造、城乡对流、分区发展，并建立“国家发展战略基金”（史正富2013），来引导国内的长期投资，则中国至少可以维持三十年的高速增长，速度可能在8%-10%之间。在国土改造的基

6、础上，再全面推进资本和设备的输出，就稳居世界的制高点，没有敌对势力的捣乱空间。笔者以为，第三条道路，是中国特色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基础。在第三条道路的基础上，循序渐进地推进“一带一路”的第二条道路，将有助于最终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并引领21世纪的世界，重建后美国时代的国际秩序。西方现代化经验的借鉴和中国发展历史的教训回顾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曲折，笔者认为有两个教训应当吸取：一是一种倾向否定另一种倾向，缺乏历史和全球的视野。例如，启蒙运动一切以西方为标准，全盘否定中国文化。学苏联的计划经济，就全盘否定西方的市场经济。二是盲目引进，

7、无视中国的具体国情和其他国家的前车之鉴。例如，片面强调美国规模生产和日本出口导向的经验，忽视中国多山少地、人均资源缺乏的自然历史约束，导致华北水资源的严重缺乏和沿海大城市污染严重、房价高涨、制造业发展难以持续。在追求GDP高速增长的同时，忽视了生态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城乡布局的规划。中国在西方深陷经济危机的今天，必须重视西方模式的教训，避免前人走过的弯路。中国的发展也要与时俱进，从“摸着石头过河”，到“观全局航海”。要重视西方的失败教训，超越西方模式的局限，走出中国自己的道路。1.西式药方带不来增长潜力改革开放三十年的高速经济发展，有两

8、个动力：第一是出口导向的制造业，在西方面临全面经济危机的今天，出口的增速大幅下降，使许多经济学家意识到发展内需的必要。问题是中国内需增长的潜力在哪里？西方传统的出路是刺激消费。然而在金融危机和就业的双重压力下，高负债、高消费的老路显然